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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福:从农运专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传略
http://www.youth.cn  2012-12-06 23:39:00中国青年网

  邓子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转战中央苏区和大江南北,在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政治工作、财经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和开拓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邓子恢,乳名邓绍箕,18968日17在福建省龙岩县东肖区泉井村一个贫寒之家。兄弟姐妹8,他排行第二。年幼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后人白土桐冈小学。13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为了他母亲的墓地,邓家与邻村大姓发生了风水纠纷。邓家因势单力薄,输了这场官司,他母亲的坟墓也遭破坏,他父亲被迫出走广东。这对邓子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对于世道的黑暗、官场的丑恶,倍感愤慨。
  1913年,邓子恢在亲友的帮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龙岩县中学,被编入丙班。这时他的惟一念头就是读书,在他看来,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才能改变他家的逆境。在他的努力下,入学后的前两年里各科成绩均在优等之列。这期间,邓子恢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期待着祖国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日子的到来。他常常和同学们探讨时局,交流思想,畅谈远大的抱负和前程。他积极参加到反对北洋军阀的行列之中,与同学们一起,走上龙岩街头演讲宣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民众起来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在这场斗争中,邓子恢第一次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他的慷慨陈词和爱国激情使听众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和他一起高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
  这场斗争改变了邓子恢,他所关心的已不完全是书本和学业了。他逐渐感到,读书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和时代青年,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更为重要,没有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从此,他的目光开始投注到政治方面,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于1915年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底,20岁的邓子恢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当年,他与邻村姑娘曹泉地结了婚。
  1914年初,龙岩县筹措了一笔公费,准备保送几名学业优良的学生赴日本留学。邓子恢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公费留日的资格。3月,他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一年多。
  邓子恢在留日期间,旅居日本的华侨备受欺凌与歧视的情景,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1918年4月,我国留学生千余人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邓子恢也参加了集会。他与其他学生代表一道,到中国驻日本使馆前请愿示威。这一爱国举动遭到日本政府的弹压。留日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回国,以示斗争的坚强决心。
  1918年5月,邓子恢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了万山重叠的故乡——龙岩。不久,经他人介绍,到他母校桐冈小学任教。由于乡村学校支付的薪水很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是,他于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堂兄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震撼了整个中国。邓子恢被五四运动的潮流所鼓舞,压抑在胸中的爱国热忱重又振奋起来。他为了吸收新思想、追随新潮流,寻求救国之路,订阅了《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思想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1923年夏,邓子恢从崇义回到家乡龙岩,创办了《岩声》报,传播马列主义,揭露社会黑暗。邓子恢在《岩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政治观点鲜明,战斗性强。在《岩声》报从创刊到停刊的3年多时间里,总共出版了43期,固定订户达五六百户,发行量最多时达700多份,发行范围达11个省份。《岩声》报对唤起民众,反抗压迫,走向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12月,邓子恢经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赞雍和邓子恢又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成立了中共崇义县支部。从此,邓子恢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洪流之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江浙、两广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4月底,中共崇义县支部研究决定,于5月1日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名义,发动县城的工人和城郊农民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邓子恢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并担任宣传鼓动员。
  1928年4月,邓子恢调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负责该县北四区蛟洋农民运动。他到职后,与县委书记和农民自卫军领导人深入乡村领导农民进行土改分田,实行土地革命,收缴反动武装、打土豪、分田地,把群众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而坚定了群众参加斗争的决心。7月,在永定溪南召开了由龙岩、永定、上杭、平和等县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还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任副总指挥。此时,闽西各县的武装合编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下辖3个团,邓子恢兼任五十七团党代表。
  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部队,在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陈毅的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中旬,红四军入闽,沉重地打击了闽西国民党反动统治。当时接任闽西特委书记职务不久的邓子恢,闻讯红军已挥戈西进,转战赣南,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星夜赶赴赣南,向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朱德报告,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作战,并于出发前联名发出两封紧急信件,派人送给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指示他们作好策应红四军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邓子恢接信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火速派人通知各地准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歼敌。5月23日傍晚,邓子恢在龙岩同毛泽东、朱德、陈毅首次见面。毛泽东指示他,“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邓子恢向毛泽东介绍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情况,要求红军派人加强闽西的军事工作,毛泽东答应了他的要求。是年6月3日和19日,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两次袭占龙岩城,消灭了盘踞在龙岩等地的福建省防军陈国辉之第一混成旅2000多人,为进一步创建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6月4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在近万人的欢呼声中成立,邓子恢被推举为主席。
  龙岩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邓子恢说:“闽西局面已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同时,又指出了党在闽西的基本任务。邓子恢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闽西特委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文件起草完后,邓子恢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后说很好,只对个别地方的文字作了修改后,便交给邓子恢发给各县执行。
  闽西革命根据地各县的党组织按照邓子恢拟定的斗争纲领,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掀起了以没收、分配地主粮食、土地、焚毁田契借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浪潮。不到两个月时间,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分配完毕。
  1929年7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会上,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作了报告,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闽西特委。邓子恢被选为特委书记。
  在毛泽东、邓子恢等的领导下,闽西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闽西革命根据地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邓子恢的主持下召开,选举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当选为主席。5月,特委把闽西地方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共3000多人,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十二军,邓毅刚为军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一年多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向会议报告了闽西的工作,特别介绍了在闽西土地分配中实行“抽肥补瘦”的意义和效果。毛泽东和与会同志对邓子恢报告的闽西工作经验表示满意。会后,毛泽东特地邀请邓子恢到长汀,向红军部队介绍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
  在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闽西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发展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党组织发展到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万名左右的党员;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1926年以来闽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10月,邓子恢被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开展农民运动,领导白区斗争和苏区财政工作。
  他到省委后,首先前往莆田县,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莆田的实际情况,邓子恢抓紧恢复和整顿游击队,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使游击队得到了群众支持,很快发展到50多人,打开了莆田农民运动的局面。
  1931年春,邓子恢根据省委安排,重点负责巡视指导福州附近各县的工作。为迅速开展闽东农民运动,他亲自前往福安,到农民中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迅速在农民中组织秘密农会,发动了以拖债为形式的斗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1月7日,在瑞金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子恢、刘少奇等64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邓子恢奉命由福州调厦门,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不久,被派往漳州,任务是使闽南游击队活动与群众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他亲自到漳浦县小山城巡视。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并把亲手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于1932年3月20日报告给厦门中心市委。在报告中提出:漳州党组织立即开展创造赤色游击区域,扩大游击队,加强沿海反帝阵地;游击队应分散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争取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这个意见得到了厦门中心市委的重视和采纳。不久,漳浦、龙溪、云霄、平和各县农民在党的领导和游击队的支持下,都先后组织起来。游击队也逐渐成长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了闽南游击根据地。
  1932年7月初,邓子恢随红军东路军回到龙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之职。邓子恢担任财政部长后,为了搞好财政的管理工作,他亲手制订了很多文件和各项财政制度,培养了一批财政干部,保证了红军在反对第四、五次“围剿”中的供给。
  中央红军长征后,邓子恢作为留守的中共中央分局委员,返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长达3年之久。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

  1938年4月,邓子恢随新四军军部迁到皖南歙县岩寺。这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还未到任。他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时,特别强调部队宣传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宣传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敌后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新四军,因此,宣传群众的工作就显得更为迫切重要,只有搞好宣传,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我们、支持我们。因此,当新四军各部队在江南实施战略展开后,他就组织动员军部宣传队和民运工作队随即跟进,深入皖南、苏南等地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要求,扩大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8月,邓子恢到江南第一、二支队活动地区视察。他看到部队战斗频繁,兵员不足、军饷不够、武器装备也很差,就与陈毅、张鼎丞、粟裕等商量决定,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的武装,扩大兵员,并设法征收税款以补充军费。这一方针的实施,受到了群众和指战员的拥护。邓子恢还在皖南亲自挑选了精干人员30多人,组织了民运工作队,即泾县茂林工作队。这支工作队深入群众之中,工作得非常出色。
  邓子恢为了做好民运工作,在土塘、云岭办了几期民运工作干部培训班,为皖南的民运工作培训了骨干。他还为培训民运干部编写教材,并亲自授课。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到民运工作点了解情况,帮助民运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民运工作队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皖南地区减租减息顺利进行,各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938年12月,上海各界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慰劳新四军抗日将士。慰劳团抵达军部时,邓子恢及其他首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由于慰劳团的盛情请求,邓子恢向他们作了题为《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的长篇演讲。他在报告中阐明了新四军对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方针。他的演讲,受到了慰劳团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
  1939年春节刚过,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从重庆绕道桂林来新四军军部视察。2月23日,邓子恢和军部领导以及各支队负责人冒着严寒,从云岭步行到青弋江畔的章家渡迎接。周恩来在欢迎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特别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邓子恢听了报告后,非常兴奋,他深深钦佩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思想和周恩来对时局的正确分析,从而也更坚定了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坚持的正确方向。

  1939年4月,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东进方针,迅速开展皖东抗战局面,军分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邓子恢等随同叶挺军长到江北视察。4月底,邓子恢等从云岭首抵繁昌,然后在一个深夜里乘坐一条木船突破了日军江面封锁线,北渡长江。5月3日,经无为到达庐江县东汤池,然后转赴舒城东蒋冲四支队司令部。5月5日,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协调新四军江北部队,张云逸为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7月1日,江北部队整编,将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支队。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随后,在邓子恢等领导下,分别开赴津浦路东西两侧开展游击战争。邓子恢直接指导的第五支队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广泛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路东敌后抗战局面,为新四军继续向苏北发展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1939年12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不久,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第四、五支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向津浦路东发展,并决定增补徐海东、邓子恢为中原局委员。
  会后,江北指挥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徐海东率第四支队随刘少奇在津浦路西,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率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分别开展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工作。
  邓子恢一回到第五支队驻地,就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刘少奇的指示。他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并以团为单位,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办法,以半塔为中心,分兵于天长、来安等8县,开辟和发展路东敌后游击根据地。
  邓子恢始终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特别强调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他还自编教材,亲自给部队上课,反复强调干部要弄通、学懂、掌握、宣传党中央的各项方针和政策。邓子恢和支队其他领导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建设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第五支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劲旅。从1939年底到1940年3月,第五支队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和加强。部队也得到了大大的扩充,并连续粉碎了日军对来安、竹镇、盱眙、嘉山的多次‘扫荡”,并多次反击了顽固派的挑衅“摩擦”,初步开辟了津浦路东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刘少奇在津浦路西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确定了反“摩擦”的方针。中原局认为,只有敢于反“摩擦”,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在斗争策略上,争取李品仙中立,坚决打击韩德勤,将其消灭之。会后,邓子恢日夜兼程赶回第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及时向机关干部和全体同志传达会议精神,动员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反顽战斗。他还亲自编写了一本题为《我们的出路》的教材,发给干部战士学习,教育启发和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提高部队对反顽作战的思想准备,这对日后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3月,正当刘少奇、张云逸等率领第四、五支队在路西对桂系顽军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韩德勤趁新四军在路东防务空虚的机会,集中了8个团约1万余兵力,突然于3月21日凌晨向半塔集及周围地带发起猛烈进攻。邓子恢、郭述申和周骏鸣在战斗之初被包围在半塔集指挥部里,他们一面急电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报告情况,一面指挥仅有千余人的守军,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情况十分危急。全体指战员都做好了与半塔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22日,邓子恢收到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复电,要求他们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守住半塔,等待路西的第四、五支队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德勤部。邓子恢根据电令调整了部署,命令守备部队坚守7天以上。
  邓子恢等率领坚守半塔的全体指战员,以大无畏牺牲的精神,在当地自卫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同十倍与我的敌人英勇血战。经过十天十夜的顽强战斗,击退了顽军十多次的猛攻,半塔集的主要阵地始终在我军坚守之下,岿然不动。根据战局的发展,张云逸和邓子恢立即部署了对敌人的战略反击,并确定以罗炳辉为前线总指挥,叶飞为副指挥。3月29日,新四军分路全线出击,歼敌3000余人。紧接着又乘胜追击,把韩德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并一鼓作气,将其主力赶到三河以北。4月9日,我军占领马坝,才停止追击,巩固阵地。
  半搭保卫战的胜利,是华中新四军反顽斗争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桂系和韩德勤部东西夹击,企图吞灭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阴谋,而且击溃了韩德勤部,削弱了路东主要顽固派的势力,为新四军坚持路西,巩固发展路东创造了条件。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整编华中新四军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1月28日,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宣告成立。由于当时的淮南形势很紧张,邓子恢未立即赴军部任职,仍留在半塔,领导二师进行改编。
  3月18日,张云逸和邓子恢等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天长县赵庄召开二师政治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全面总结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在皖东地区斗争的经验,强调我军要在统一战线中加强阶级教育,提高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军队而奋斗。会议还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部队政治工作原则、制度和任务,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这次会议,在新四军二师发展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了部队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的自觉性,增强了部队坚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41年5月,邓子恢到军部就职。不久,邓子恢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率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到皖东北地区检查和帮助工作。
  自7月19日至7月底,新四军第四师在淮宝县仁和集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邓子恢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稳定了部队的情绪,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8月11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邓子恢兼任第四师政治委员。
  8月23日,华中局决定,成立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撤销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淮北军区政治委员。
  当月,日伪出动飞机8架,大炮数十门,坦克辆,骑兵500乘,汽车120辆,汽艇9艘,军汽划子10只,6000多兵力,分5路向新四军四师中心区域反复合击,把根据地分割开来,进行残酷地“扫荡”。在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邓子恢和彭雪枫率领师直机关及部队主动撤出半城地区,在群众的援助下,活动于泗南、盱凤嘉边界地区。他们采取避强击弱的游击战术,使敌处处扑空。在33天的反“扫荡”中,与敌激战30多次。12月10日,九旅二十六团在泗洪县朱家岗与敌鏖战18小时,杀敌200多人,迫使日伪军撤出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3月,驻守在津浦路西的顽军韩德勤部八十九军,向淮北根据地东西合击。为粉碎敌人“合剿”阴谋,邓子恢和彭雪枫亲率四师主力,在二、三师一部兵力配合下,由陈毅统一指挥,于3月18日向泗阳山子头韩德勤部实行反击。不到3个小时,山子头各据点均被攻破,活捉韩德勤,击毙其参谋长吕汉卿、保安三纵队司令员王光复、独六旅旅长李仲寰。至此,淮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巩固,结束了长期以来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为以后进一步向西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确立了坚强的后方基地。
  1944年7月25日,党中央命令新四军四师向敌后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以便开展河南抗战局面,从战略上把华中、华北、陕北三大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彭雪枫率领四师主力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邓子恢等率领两个团和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配合支援主力西进。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子恢得知消息后异常悲痛。此时,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新四军军部即令张爱萍接任四师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这期间,邓子恢一方面主持淮北区党委工作,领导路东党政军民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不断地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主力西进;另一方面,他与张爱萍、韦国清一起,指挥部队在路西战场歼灭敌伪、拔除据点,使淮北解放区得到近一倍的发展,扩大了我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在此同时,将华中留下的新四军一、四师合并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邓子恢根据中央电令,于1945年10月从淮北路西前线前往淮阴,并于11月宣布正式成立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然后移驻淮安。

  1946年春,全国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华中解放区在邓子恢为书记的华中分局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和指示,着重抓了军队的整编,将华中解放区各部队合编成华中野战军,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
  4月7日,邓子恢偕同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一行到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研究土地问题的重要会议。
  在延安时,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会见了邓子恢、曾山等同志。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指出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大规模的战争已不可避免。邓子恢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电告华中分局,要求分局做好一切应付新的战争准备。
  5月,邓子恢返回淮安,召开了华中分局委员和所辖各地委书记会议,确定在华中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运动。
  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分别由徐州和津浦路沿线向淮阴逼近。为击退敌人的合围,陈毅、邓子恢在淮安召开了华中军区高干会议,研究退敌方针。
  是年底,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邓子恢任副书记,主持土改复查工作。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全国土地法大纲。会议肯定并赞扬了邓子恢在华中解放区的土改工作。1948年6月,邓子恢调任中原局任第三书记。领导豫西地区开展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继之以减租减息为重点的农村土地改革,迅速发动了豫西人民群众。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邓子恢参加了会议。5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后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不久,邓子恢率领机关干部南下进入中南重镇武汉。当时正值我百万大军南下,邓子恢发动民众,从粮款供应、军火运输方面支持部队作战。林彪这时有病,正在休息,所以中南地区的工作实际上由邓子恢主持。在邓子恢实际主持下的中南局领导人民进行了“以准备和实行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0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林彪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并兼任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区财经工作。因为林彪未能实际到职,由邓子恢任代主席。
  邓子恢主持下的中南局,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和政策,经过中南六省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53年1月5日,邓子恢奉命调往北京,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他一到任,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和指示,全力以赴地抓好农业合作化运动这项工作。4月3日至23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基本上完成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会议按照这一精神,安排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54年,在邓子恢为寻求解决建立合作社和健全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在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了农业集体经济应当实行以“包工包产制”为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他认为这种制度,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9月,邓子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1955年,邓子恢根据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发现部分地区仍然急躁冒进,全国已达67万个农业合作社。同时,一些地区发生砍伐树木、宰杀牲畜等现象。邓子恢及时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作了报告,并建议采取转向控制发展,重点巩固农业合作社。为此,党中央于1955年1月19日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化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3月16日,毛泽东找邓子恢等人谈话,肯定了他在这一时期农村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并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4月21日至5月7日,邓子恢主持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统一了党内对农村工作的思想,对于指导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由于步子过快,遗留问题较多。邓子恢亲自深入农村调查,总结经验教训。
  在这期间,邓子恢针对当时出现的混乱现象,一再强调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他的这一主张,对于改善高级社的经济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2年,他及时地总结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针对农村工作中泛滥成灾的“左”倾错误,再次重申了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是年4月,邓子恢收到了安徽省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的一封关于向党中央推荐“责任田”的生产经营方法的来信。他对这一意见非常重视,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安徽当涂、宿县等地调查。工作组根据实地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认为安徽的“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正确处理了个人与集体的经济利益,群众生产热情高涨。邓子恢看了报告后异常兴奋,亲自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研究。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安徽“责任田”问题时发生了争论。邓子恢坚持认为,“责任田”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不能认为是犯了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在发言中支持邓子恢的意见。
  在邓子恢的支持下,农村工作部把到安徽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推荐。但是,邓子恢的正确观点,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批评他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并把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甚至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被错误地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宣布撤销。在1965年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子恢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他被扣上了种种帽子和罪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尽管如此,他依然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坚信党会改变这一艰难的局面。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子恢带病出席会议。会议在林彪、江青等阴谋操纵下,不仅对刘少奇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处理决定,邓子恢也被污蔑为“刘少奇反党集团成员”。他于1969年10月被迫迁往广西。1970年,由于多年糖尿病的折磨,他经常腹泻、发烧,骨瘦如柴。同年6月,周恩来收到邓子恢要求返京的报告,立即指示把他接回北京治病。
  1972年,邓子恢的病情愈加严重,常常处于昏迷之中。尽管如此,他仍渴望着党的召唤。
  12月8日晚,由于缺乏认真的护理,病情突然恶化,邓子恢于12月10日晚10时与世长辞,终年76岁。
  197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为邓子恢正式平反,推翻了过去对他的种种错误批判以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他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通知说,邓子恢是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转战南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持农村工作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

编辑: 谢菲 来源: 中华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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