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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长袍” 终生“先生”

发稿时间:2019-04-10 10:53:07 来源: 贵阳日报 中国青年网

  赵伯愚先生像。

  赵伯愚在京求学像。

  赵伯愚手迹。

  赵伯愚(左)和其子赵和(右)。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人物名片

  赵伯愚,贵阳人,著名音韵学家,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事黄侃先生五年,专攻“小学”。一九五八年任贵大中文系副主任,教授。遗著有《广韵重音钞》《说文形声字表》《说文声母表》《反切上字表》,合称《音学四表》。

  黔人旧事

  过八十三岁生日时,贵阳人赵和取出父亲的遗稿看了又看,心想四天后便是先父诞辰一百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农历二月二十一、公历三月二十七日。他从四年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赵和之父赵伯愚先生生于晚清,一生和三地三事有关:求学北京,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却时常到中文系旁听;为官南京,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治“小学”(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者注),为黄先生“拜门弟子”;施教贵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返回筑城,尽瘁于教育事业。

  年逾九十的杨适老先生是赵伯愚高足,他说:“‘章黄学派’有个传统,不到五十不出书。但每问世一本,必大有价值。”一九九〇年初,他联系上赵和先生,问及赵师是否留有遗稿。“一九三五年,黄侃先生临终前嘱托赵师将‘古韵二十八部’的工作做下去。在音韵学领域,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章太炎分为二十三部,黄氏首倡的‘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广受认可。但黄先生只是提出纲领,来不及做具体而微的论述。我想赵师可能会代为完成其未了的心愿。”

  赵和先生以其父音韵学遗作四稿见示,《古声韵表》《反切上下字表》《广韵重音钞》以及《古韵二十八部》,四文均是对黄侃先生“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的具体论述。“先父暮年自觉岁月将尽,夜以继日伏案著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陪先母赴京治病,也将未完手稿随身携带。”赵和说。杨适先生听闻顿时肃然,将老师的四篇遗稿取来,一一细为誊正,并合称为《音学四表》。其中《古韵二十八部》一文,赵伯愚先生生前只定稿了前半部,后半部只是初稿,亦由杨适先生从初稿中整理完成。

  二〇一五年正月初三,在贵州大学从事了一辈子理论物理教学工作的赵和先生,买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辞源》自修,试图找到进入父亲精神世界的道路。他带着两位拥有硕士学位的女儿赵晓梅、赵晓冬,一起录入、校订《音学四表》,想着哪一天能将该书出版。

  “书稿已于今年春节完稿,虽不知哪一天能出版,但赵老师的相貌,倒是越来越像他父亲了。”赵和先生的老伴雷老师说。

  ▲书生意气

  赵伯愚先生虽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但一生都未留过辫子。“在祖父的安排下,父亲小时候便到黔灵山和尚庙(即弘福寺)拜师当了小和尚,是光着头长大的。”赵和说,父亲到了上私塾的年纪才开始留发,还没等到头发长长,便迎来了辛亥革命。

  他受教的两位塾师,杨覃生、桂百铸倒是留过辫子。两位一为进士、一为举人,同为贵州名宿。那时赵家住府前街(今法院街),每天清早,赵伯愚和小他一岁的弟弟赵仲麟,一路上背诵着《四书》《五经》中的篇章去私塾。街道邻居听到背书声,笑说:“赵家两兄弟上学了,我也该起来了。”

  兄弟两人本是读不起私塾的,因其父赵博安为公务员,养着十来个子女,生活清苦,不久亦失业。幸而有一位至好张复初,是大十字复德隆商号老板,办有一个私塾。因为这层关系,兄弟俩方得入学,就读私塾三年,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赵和先生介绍说,他的二叔赵仲麟后来参军从政,先是担任贵州军阀袁祖铭秘书,曾参与北伐,后来在南京担任军政部在何应钦秘书。“当年有个笑话,说何应钦的秘书分两类:一类是‘书而不密’,一类是‘密而不书’。我二叔属于前一类。当时,南京一位师长去世举办追悼会,师长后人为撑场面,请二叔代写挽联,二叔一个晚上写了一百幅。全是少时入私塾打下的基础。”

  赵和的父亲走的是求学治学的路。他回忆说,父亲一九一五年考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三年后中学毕业,家人已无力支持其继续升学。适逢贵州省政府招考两名保送北京大学的官费生,父亲与同窗好友乐森璕同去报考,两人从百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官府派人一路敲锣打鼓到我们家报喜,亲友闻询也前来贺喜。就像科举时代中举了一般。”

  辞别家人,赵伯愚启程北上了。当时长江以南不通铁路,贵州僻处西南,交通梗阻,入京须先坐轿或步行到镇远,换乘木船至湖南常德,转小火轮过洞庭到汉口,再转火车北上。“不知为何,贵阳至镇远一段,父亲不愿坐轿,决意步行前往。此后,他一生也没坐过轿子、人力车。”赵和先生说,当时路途不靖,时有土匪劫道,曾祖父为安全计,将旅费分寄沿途各邮局,父亲到站后取出,费用刚好够当晚住店和当次日饮食,如此直到镇远,辗转向北。

  在北京大学,赵伯愚就读的专业是经济系,但他一得空便到中文系旁听,“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诗学”毛诗、陶诗、鲍诗,“词学”词史、词选,诸多课程一个不落的听完,可见其志趣所在。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农历腊月十六,一个接近年关的日子,远离抗战前线且不设防的老贵阳城突遭日军飞机轰炸,位处贵阳核心地带的大十字、小十字一片废墟,一些机构和人家纷纷外迁避难。在省立贵阳高级中学执教的赵伯愚随校迁移到修文办学,一家人在修文住了六年。“最初两年住在县城西门山腰的四川会馆内,馆内供奉二郎神。父亲的书房不挂字画,只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书桌上摆着一张黄侃先生的照片,和一钵小盆景。”赵和先生回忆说。时任校长、教育家刘熏宇先生,同在校执教的李俶元先生,还有来访的刘方岳,三人常去赵先生家围炉说话。当时十来岁的刘君卫,曾随父亲刘方岳去过一次,“主人家别无长物,烧水招待。主人盼水开心切,一再揭盖查看。”晚年刘君卫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写道,李俶元先生见状连忙阻止,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四位“长袍”先生哈哈大笑。

  其后数年,众人在教书、育人、治学中度过,不声不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九四六年春天,赵伯愚先生被聘为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夏季,他介绍刘方岳到贵大历史系任副教授。两位“长袍”便时常至大十字乘马车到花溪授课。转眼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两人正在候车,有军警手持剪刀前来剪长衫——这是主政黔省的军阀杨森发起“短衣运动”。对此,诸多“长衫”先生早已气愤不已:西装可加革履,长衫为何不能穿身?

  三十年前,五四运动中的“书生意气”;三十年后,“聊发少年狂”,其中的道理是一以贯之的。

  “一九五〇年以前,先父都是棉布长袍、青布鞋。”赵和先生说。后来,他也进入高校任教,发现“有向义、王佩芬两位先生,身着长袍,终生不渝”。

  ▲弦歌不绝

  赵伯愚先生一生读书、教书,唯独一次出仕,则和另一位贵州人傅启学有关。两人本是北大校友,傅启学毕业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导科主任,比他提前两年毕业的赵伯愚则陷入多次就业、失业的困顿中。一九二九年,在傅启学的介绍下,赵伯愚来到南京,在中宣部海外科任干事,后又升任总干事。

  这一时期,在南京为官的贵州人很多。知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宣传部长张道藩、交通部长王伯群,刘方岳此时正担任王伯群的秘书。“在南京的贵州乡人中,漆铸城先生是一个中心。”赵和听父亲提起过,“漆先生在监察院任职,常常邀约乡人聚会。每次聚会,都特意叮嘱父亲将母亲带来,还说‘女子就应多出来活动,见世面’。”漆铸城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有一次,他同一群同僚去戏院听戏,自己一个人一个劲地给台上的角儿捧场,惹得众人侧目。漆不以为然,他说:“你们与其捧蒋介石,还不如捧戏子呢!”

  那时,漆先生的儿子正拜在黄侃先生门下求学,赵伯愚也随之见到了黄先生,成为“拜门弟子”。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赵伯愚在老师的指点下,专攻“小学”,学业大进。一九三五年,黄先生因病去世,赵伯愚仍坚持自修,两年后辞去职务回到家乡贵阳任教。可见志趣所在。

  一九三七年春的一期《贵州日报》,以黄门高足受聘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为题,向外招录学生。自此,赵伯愚走上教坛。

  一九三九年“二四”大轰炸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外迁到修文办学,十二岁的杨适也随家人来到修文。“当时修文并无初中,在此办学的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生源堪忧,校方为此建议县政府兴建修文初中,课程由省立高级中学的老师兼任。”杨适得以在文字学课上师事赵先生。八十余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着先生上课时的场景:“赵老师讲授文字学,有时需要从文字结构上阐述本义,便随手板书篆体古文解析‘六书’意义,笔画均匀美观,让人叹为观止。又常引用黄季刚先生的观点。每当此时,必板书‘本师曰’三字,以示尊重,接着才写上黄先生的话。”杨适觉得可贵的是,这些话大多是赵老师亲炙亲季刚先生而得闻,在黄氏著述中未必得见,“我常常一字不漏、视为珍宝地记录了满满几个本子。”

  课下,杨适常陪先生走路回家。修文老城很小,有城墙、城门,都不甚高大,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约四五米宽,路面为石块与泥土相间铺就,街两旁几乎全是木结构平房,两三家小商店,糕点、文具店各一。此外就只有几条小巷与“大街”连接。“整座修文城又小又静,没有电,没有一张报纸,几乎听不到半点抗日战争的消息。这里就成了一片读书的桃花源。”杨适说。

  陪老师走在这小且静的修文城里,杨适时常会听到先生聊起他的老师黄季刚、祖师章太炎之间的一些趣事:“章、黄两位讨论古韵到底有多少声部时,莫不举一些先秦典籍为例,五经里如何如何讲,张口即来。一旁的赵先生听得满口生津。”

  “不怕慢,只怕站”是赵伯愚先生常常教杨适他们的口头禅。他对学生寄予厚望,竭力引导。

  那时,赵和先生一家都在修文。“学生都很爱来我们家,三三两两甚至十来个一同来。凳子不够坐,他们就靠墙站成圈,安静地听父亲说话。”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一些年纪稍长的学生毕业前就要举行订婚或结婚的仪式,而仪式往往要有两名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证婚人,赵伯愚先生和刘熏宇校长常常是首选,“有时学生的家长无法前来主婚,父亲还权作主婚人。”师生关系之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九年暑假,赵伯愚先生利用假期,集中给赵家子弟讲授古文。“子弟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随后各找一安静角落反复诵读前日所学课文,随后到父亲面前背诵,须一字不差才算过关。每周一次作文,先由父亲带至郊外游览,讲解唐宋八大家作文方法。待习作完成后又一字一句评改。”赵和说,他们都期待下一个暑假。

  但他没有迎来下一个暑假。一九五五年,赵和从贵阳一中毕业,他喜欢国文,成绩也好,毕业后本想报考中文系。“但父亲思虑片刻,只是说:‘你不适合。’”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事,他于是改学理科,在四川大学物理系求学,毕业后回到贵州大学物理系任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赵伯愚先生一辈子手不离书,赵和只保留下来两本书,一部《说文解字》,一部《康熙字典》,“上面都有先父的眉批。”每次看到父亲的手迹,他都想起父亲在书房的身影:“父亲的书房里没有字画古玩,书籍家具却井然有序。唯一的摆设是书桌上一小盆玲珑素雅的盆景,伏案时,旁边点上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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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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