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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安内攘外” 从政策到战略的转变

发稿时间:2014-09-03 11:21:00 来源: 在线综合 中国青年网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199603

  【作者】李云峰/叶扬兵

 

  【原题】蒋介石“安内攘外”理论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

  对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亦即“攘外必先安内”,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安内攘外”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提出并形成的一种基本理论,这种理论包括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不同的层次。九一八事变以前,它主要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九一八事变以后,它则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了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具体政策都是从它引申出来,并服从于它的。本文拟就这一理论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特点加以论述,以进一步认识其发展和本质。

  一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违背时代潮流的误国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在对内方面,为扩大地盘和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极力推行反共灭共和剪除异己的内战政策,实施法西斯的特务政治、党化教育和封建的保甲制度,摧残民心民意,镇压各界人民的反抗和进步活动。在对外方面,以反苏亲帝为主旨,在与苏联断绝邦交的同时,千方百计寻求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当然,南京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与英、美和日本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妥协和让步则成了它对这些国家政策的本质特征。

  1929年6、7月起,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兵戎相见。这一年10月28日,蒋在讨冯通电中说,他“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1〕。当时蒋“安内”所要对付的“贼”和“乱”,无疑是指冯玉祥等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而“攘外”则主要针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苏联,以及无定指的所谓“白色帝国主义”。这是蒋介石最早用“安内攘外”来概括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其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讨冯之役对于“安内攘外”的重要性,有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自己号召力的意味。

  1931年春夏,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口实,在那里挑起了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一连串冲突,并造成朝鲜的排华风潮。同年5月,广东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与南京相对峙的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局面。正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可以看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蒋此时的“攘外”重心已逐渐向日本方面转移。但蒋接着又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2〕也许有人会指出,蒋介石在此似乎已将“安内攘外”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总体战略原则了。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当时东北的局势风诡云谲,中日关系险象环生,全国各界的救亡呼声增高,但“攘外”在蒋的心目中不占任何地位。他之所以提出“攘外应先安内”,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决策,毋宁说是假借“攘外”的口号来争取全国舆论,以尽快实现其剿共、消灭异己的内战目标。因此,他在上述文告中声言:“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赤匪有一日未灭,而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3〕;不久又在另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内宣称:“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4〕

  以上事实说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安内攘外”主要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并未上升到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总体战略的高度。由于“安内攘外”的理论色彩较淡,因而南京政府的一切政策、举措都是赤裸裸的,缺乏隐蔽性。不消说,那时南京政府在其内外政策中将目标侧重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次内容实际上已存乎其中,只是尚处于朦胧状态,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罢了。

  然而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同南京政府根本对立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基于种种不同主张而陷于四分五裂。在蒋介石看来,真是内忧外患交相逼迫。针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必须从总体战略上作出决策,于是“安内攘外”被当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而确立,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

  作为总体战略,“安内攘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对内“戡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代理外长的宣誓会上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训词,进一步阐述了“安内”与“攘外”、统一与御侮、统一与战和的关系。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方和与言战也。”〔5〕这是蒋介石对“安内攘外”总体战略系统化、理论化的开始。在此,蒋认为必须先求得“国内统一”,才能来抗日“攘外”,强调“安内”是“攘外”(“战”与“和”)的前提,“统一”是抗日的基础。其后,蒋在《抗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可以抵抗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和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把握。”〔6〕蒋的这种先求国内统一、再来抗日“攘外”的思想似乎颇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蒋究竟是怎样求得国内统一(即“安内”)和怎样“攘外”的?为了弄清问题,我们首先应对“安内”和“攘外”的内涵与解决方式进行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攘外”针对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解决方式又分“战”与“和”两种,即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来抗日“攘外”,暂且留到后面再谈。

  蒋的“安内”的内涵则比较复杂,它针对三种不同的对象,要求实现相应的目标。一是针对共产党,要求消灭共产党或消除共产党的威胁;解决方式也有军事方式和政治方式两种,但以前者为主导。二是针对国民党内各反对派,要求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团结一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纾国难”;解决方式主要是采取政治手段,但也不排除军事手段。三是针对全国民众,号召民众“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听统一之指挥,守严整之纪律”〔7〕。要求民众对国民党的政策和举措要绝对信任,绝对服从,“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摇动中央所决定的方策与步骤”〔8〕。前期主要采取政治宣传和呼吁方式,后期则在政治宣传的同时采取严厉的政治镇压手段。正因为“安内”的内涵比较复杂,所以蒋介石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安内”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和解决方式便有所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安内”的总目标就是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亦即蒋所谓的“统一”。

  必须指出,“安内”的内涵尽管复杂多变,但其重点无疑是针对共产党的,而军事剿共又是其主导性内容。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主要就是“攘外必先剿共”。可以说,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蒋介石“安内攘外”战略和辨明其实质的关键。对此,蒋介石本人强调得很清楚。1932年3月,他在给剿“匪”政治宣传员的指示中说:“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9〕6月,他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10〕1933年4月,他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说:“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11〕5月,他又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长篇讲话里,更充分地发挥其论。他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意思就是先要戡定内乱,然后可以抵御外侮,这话有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至理。”依客观情形看,日本帝国主义敢来入侵,“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从主观战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因此,他认为“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在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抗日”〔12〕。不难洞见,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连篇累牍的指示、讲话,其意图无非是宣染军事剿共在“安内攘外”总体战略中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由于涂上了一层较浓厚的理论油彩,从而迷惑了许多人,至今有的台港学者仍按照蒋介石的逻辑思考问题,一再为其“安内攘外”的理论辩护。

  为了识破“安内攘外”理论的“真面目”,就必须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蒋介石究竟是如何进行“安内”统一的?又是怎样从事抗日“攘外”的?

  二

  如上所述,蒋介石“安内攘外”的理论确实存在着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不同的层次。当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总体战略的面貌而出现的时候,它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实践中便起着全面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一切具体的内外政策都是从它引申出来,并服从于它的。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在实际举措中必然表现为具体政策理论。

  先看“安内”统一。

  (一)剿共政策。象九一八事变以前一样,蒋介石把安内“统一”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但在“安内攘外”总体战略的制约下,其剿共行动的缓急和所采取的方式则随整个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南京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两难局势,陷入一片慌乱,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以至蒋介石本人也“殊觉无法补救”,只有大发其“呜呼痛哉”的感叹而已〔13〕。稍后,随着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加之国联无力制裁日本,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遂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他回京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14〕。这种对内的权宜之计大体维持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妥协交涉而结束。实际上,蒋介石以军事方式剿共的决心并无丝毫改变,其剿共大军仍集结在原地。南京政府之所以在十九路军取胜的情况下急于向日方求和,就是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正如何应钦所供认的:“抗日剿共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从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剿之余力。”〔15〕前引蒋介石的若干训词、指示、讲话、电报,其内容都说明,蒋介石宁可对日本的侵略妥协,也绝不向共产党让步。

  在“攘外必先安内”总体战略的指导下,南京政府以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暂时稳住了日本之后,立即将“安内”的主要矛头重新指向共产党。而且,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还把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至福建加强剿共力量。1932年6月,蒋又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剿共会议,确定了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从这一年的6月下旬到1933年3月,蒋动用63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军事围剿,先后在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但在进攻中央苏区时遭到惨败。1933年10起,蒋又亲任总司令,集中200架飞机,100万人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蒋即组织众多兵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扑灭红军。当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时,蒋又严令杨虎城、张学良等率所部进行多次围剿,却以连战皆败告终。

  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已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鉴于日本侵略对其独裁统治的威胁和红军军力的锐减,同时也出于改善对苏政策的需要,蒋改变了对红军的策略。他一方面继续实施军事剿共,另方面又主动寻求关系与中共秘密接触谈判,力求在不放弃军事进攻方式的同时,通过政治谈判方式来“收编”和“招抚”红军。一旦其“招抚”图谋遭到拒绝,蒋便策划新的大规模军事剿共行动,妄图一举将红军斩尽杀绝。但因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剿共设想化为泡影。此后蒋被迫放弃军事剿共政策,转而试图用政治谈判手段实现其“编共”目标。方式虽有所改变,其反共立场依然如故。

  (二)消除矛盾与剪除异已政策。这是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政策,而且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异己势力所采取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着重强调的是“统一团结”,“共赴国难”〔16〕,“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17〕,“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18〕等等。并以通电向宁粤分裂中的广东派发动和平攻势,还决定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呼吁。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演说,反复申述“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意义,要求全体党员要“肯退让”、“讲团结”、“讲宽容”,同时要“牺牲个人自由,尊重本党纪律,服从大会公意”〔19〕。此后,蒋介石也确实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化解矛盾,以实现国民党内部的和解与团结。但是,当国民党内发生有损于他的统治权威的事件时,他还是要以“统一”为名,将其制服,从不放过。例如,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积极抗日,收复失地,将日军赶出察省,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通过《塘沽协定》与日方达成的苟安局面。同时,蒋介石对冯玉祥“借机”发展实力也深为不满,便以“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中央边防计划”、“引用共匪头目”的罪名向抗日同盟军施加政治压力。并派军队配合日军对同盟军进行军事围攻,致使同盟军瓦解。同年11月,十九路军联合第三党等势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州事变,成立福州人民政府。蒋即诬蔑十九路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迅速调集重兵向其进攻,并辅之以政治瓦解手段,很快将福州人民政府扼杀。1935年,蒋借追剿红军之机,将嫡系势力伸进黔、滇、川三省,并把贵州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发动两广事变,出兵湖南。蒋一面调派大军准备作战,一面运用政治分化手段,很快搞垮陈济棠,将广东纳入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继之又欲乘机吞掉广西,终因全国舆论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寻求和平解决。

  (三)对民压迫政策。与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根本就不相信广大民众有参与国事的政治能力和“真实的爱国精神”,更担心民众的爱国斗争被共产党“利用”,因而对全国民众的政策就是由开始时的欺骗宣传迅速转向诬蔑和镇压。

  九一八事变之初,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蒋介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呼吁方式,接连发表《一致奋起共救危亡》诸讲话和《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国民书》、《告全国学生书》等,均无一词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一再劝告民众的却是“守法自强”〔20〕,“忍痛含愤”,“逆来顺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21〕,“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22〕,静待国际联盟制裁日本。当提及学生要求“对日宣战”问题时,居然声称:“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也。”〔23〕凡此种种,都是蒋介石愚民哲学的充分体现,目的无非是要民众服服贴贴地听从、支持其一切误国之举。

  不久,当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能奏效、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时候,蒋介石反人民的面目便暴露无遗了。首先,他多次诬蔑民众言动“过当”,“判断力薄弱”。如说:“此次之对日问题,盖信群众过当之言动,非特不能爱国救国,而适予外侮以可乘之机”;“一般人民”,由于“判断力之薄弱”,“遂责国民党无泯变几先之处置,因引以为执政者之罪”;“不逞之徒,则又藉此为倾覆政府之良机,肆行捣乱,假爱国之名,而行破坏政府之实”〔24〕。其次,攻击民众运动“散发打倒三民主义打倒国民政府之反动传单,而且高呼共产党口号”,“更进而与敌国及共产党以渔利”,并扬言对此“决不姑息”〔25〕。再次,指使南京政府出动军警血腥镇压民众的爱国进步活动。如1931年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遭军警包围,被打伤30余人,被逮捕185人。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国民党军警在珍珠桥一带打死学生30余人,伤100余人,逮捕100余人,并将其余学生驱赶、押送回原地。以后的《新生》周刊事件、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等等,都是蒋介石集团对民压迫政策的突出表现。

  显而易见,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安内攘外”的总体战略在国内问题上具体化为剿共、剪除异己、对民压迫的政策理论。其解决方式和策略尽管有所变化,但实质则一。事实表明,日本的大举入侵,非独未能促使蒋介石改弦更张,放弃其剿共、消灭异己、对民压迫的政策,反倒成了他加强剿共与“统一”的最强有力的理由。他表面上以“攘外”为号召,结果却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安内”上。他企图经由劝告和压迫,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愿望,转化为对其剿共和“统一”的支持。这实质上是利用抗日的形势来维护和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这个他早就孜孜以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九一八事变前“安内攘外”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不过,两者除了理论色彩的浓淡不同外,还有一点差异,即以前的“安内”是剿共与消灭异己并重,此时则主要集中在剿共上了。

  三

  然后再来看抗日“攘外”。

  在“攘外必先安内”总体战略的指导下,蒋介石既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安内”上,那么对日本的侵略必然要奉行妥协政策。尽管他的具体对日政策先后不断变化,但妥协退让的基调却贯彻始终。

  (一)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26〕政策。对于军事上的不抵抗政策史学界已做了较充分的研究和揭露,无庸赘述。这里只需补充一点,即国民党中央于1931年9月28日《告全国学生书》所讲“不能战”的理由。它说:“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27〕且不谈全国人民平日在国民党统治下享受着何种“自由生命”,仅就这段话而论,其一味追求独裁专制权力的意图已昭然若揭。所谓“外交上不屈服”,就是对日本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对抗,一种无形之战争状态,既不宣战、绝交,也不直接交涉、单独签约,完全致力于国际外交折冲,依靠国联仲裁迫使日本撤军,解决东北问题〔28〕。南京政府这种“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对日政策是以依赖国联为核心的。这一政策的对错与后果,已由东三省迅速丢失的事实有力地判明了。

  (二)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时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蒋介石的前述政策导致了东三省的沦陷,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抨击。于是,他转而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火,十九路军被迫抵抗。但蒋只准备进行有限抵抗。第二天就手订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29〕。这仍然是军事与外交两手并用,但与九一八时期相比,军事上有了进步,外交上却退步了。其真正意图在于以抵抗求妥协,即以战求和。因此,以这种原则为指导,蒋既令第五军赴上海驰援十九路军,进行积极抵抗,又力避战事扩大化。何应钦还遵蒋旨意,密令空军、海军不得轰炸、袭击日本海军。接着,在十九路军抗敌取得重大胜利时,蒋却指示该军“保持十余日来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立即进行停战办法,从速进入外交途径”〔30〕。随后,蒋通过谈判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为什么?不仅前引何应钦的供认道出了秘密,且有南京参谋次长黄慕松的回忆为证。黄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31〕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之际,蒋正全力在江西剿“匪”。在“攘外”与“安内”两难兼顾的情况下,蒋把“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当作自己的“工作中心”,而把北方抗战责任委托给张学良。他在批复张的来电时说:“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32〕这一年1月24日北方宋哲元等将领恳请蒋北上领导抗日时,蒋表示:“中待南方布置后,必北上共生死也。”〔33〕但直到3月间热河失陷后,他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然而,不久就因江西“匪情”紧急而南返。在此前后,蒋大肆鼓噪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见,并对要求北上抗日的军人扬言,“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34〕由此可知抗日“攘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不可否认,蒋在抗日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如多次催促张学良加紧战备,进行抵抗;派宋子文、杨杰等北上协助张学良解决财政困难、策划军事;热河失陷后,蒋亲自北上,让张学良辞职,调何应钦主持北方军政事务;派国军中央军3个师北上,协同宋哲元、傅作义等部在长城一带展开激烈抗战,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蒋忙于剿共,抗战努力不仅很有限,而且很快以失败告终,只得在日方准备好的《塘沽协定》上签字画押。

  (三)《塘沽协定》后进一步推行媚日外交政策。从签订《塘沽协定》到华北事变前,蒋介石集团在军事力量抗日上毫无作为,反而在对日外交方面大步倒退。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狂妄地以东亚主人和中国保护者自居,反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对此,南京政府仅限于形式上的抗议。随之便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之间通车、通邮协议,并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口设立关卡和税卡,开始经济往来,事实上已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同年7月又实施了有利于日本的修订关税。10月,蒋在《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认为中日之间“有携手之必要”,要求两国就彼此关系作一检讨,“免使愈走愈趋绝路”。1935年1月,日外相广田发表演说,标榜“协和外交”,与蒋遥相呼应。以此为契机,蒋极力推行媚日外交。2月,蒋密令中国国际法官王宠惠乘赴海牙任职之机,取道日本,遍访政要,密商改善中日关系。3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地禁止排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5月,双方使节升格为大使级。6月,南京政府颁布《敦睦友邦令》,严禁反日言论和行动,严禁缔结反日团体。为了表示中日亲善,南京政府严重处理了《新生》周刊事件,查封了这家杂志,并判其主编杜重远徒刑。一时之间,媚日外交的声浪达到高潮。这一时期,蒋企图利用与日寇停战之机全力剿灭红军,并以媚日外交来改善中日关系,阻止或延缓日本侵略。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华北事变随之发生,日本欲壑难填,蒋的媚日外交破产。在此情况下,以国民党五全大会为标志,蒋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然而其对日妥协倾向依然存在,直到全国抗战爆发才基本上停止了。

  这样,“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战略在对外问题上必然具体化为一系列对日妥协的政策理论。依蒋介石的逻辑看,他不是不想抗日“攘外”,只是内部还没有“统一”安定;所以,他得先实现所谓安内“统一”,以便为抗日“攘外”准备条件,以便更有效地抗日“攘外”。于是,“攘外”成了蒋推行剿共、剪除异己、对民压迫政策的护身符,而“安内”又成了他实施对日妥协政策的挡箭牌。由此,蒋介石“安内攘外”,左右逢源,为牺牲民族公利、追求集团私利、背离抗日的时代主题制造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理论根据。

  〔作者李云峰,1942年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叶扬兵,1968年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硕士〕*

  注释:

  〔1〕王芸生:《十年观潮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92页。

  〔2〕天津《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

  〔3〕天津《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

  〔4〕〔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29、142页。

  〔5〕《革命文献》第72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一外交方面》,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6月版,第29页。

  〔7〕〔8〕秦孝仪,前引书(一),第284、287页。

  〔9〕〔11〕〔12〕秦孝仪,前引书(三),第34、35、36—38页。

  〔10〕蒋经国主编:《抗战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40页。

  〔13〕〔14〕〔16〕〔17〕秦孝仪,前引书(一),第275、281、281、279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0页。

  〔18〕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80页。

  〔19〕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4—30页。

  〔20〕〔21〕〔22〕〔23〕〔24〕〔25〕秦孝仪,前引书(一),第277、283、287、290、316—317、310—311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11页。

  〔27〕〔29〕〔30〕秦孝仪,前引书(一),第288—289、431、513页。

  〔28〕李云峰:《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31〕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980年版,第47页。

  〔32〕〔33〕〔34〕秦孝仪,前引书(一),第591、585、36页。

责任编辑:王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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