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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科学预见及其方法论

发稿时间:2015-09-24 07:31:47 来源: 中国青年网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科学预见及其方法论

  李君如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依靠其深厚的理论造诣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争作出了许多科学的分析和预见。

  一、毛泽东的四大预见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四大预见,而这四大预见已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

  预见之一: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战术。

  全国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样的作战方式战胜日寇。 1937年 8月 1日,他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和国民党谈判抗战方针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时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0页。) 8 月 4日,他和张闻天致电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22页。)  8 月 5日,他和张闻天再次致电参加国防会议的朱德、周恩来等,强调:“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25页。) 当时毛泽东主要是从红军的特长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认为游击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53页。) 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在一般战争中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他在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这场战争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在 1938年 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对于游击战为什么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会“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有说服力的分析。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230— 231页。)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和预见能否实现?这是当时许多人关心和担心的。抗日战争的进程证 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战略,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预见之二:在敌后能够建立大批抗日根据地。

  与游击战相联系的,是开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197 页。)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在考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时建立自己根据地的问题。这是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44 页。)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把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作了充分的论证。他在指导各地游击战领导人的工作时,总是强调部队进入敌人后方后要以最快速度创造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的根据地,不仅有游击队,还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召开群众团体会议,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还要大力发展党组织。他强调,这是我们和历史上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的区别。

  特别是,他多次预见我们不仅可以在陕甘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且预言我们可以在晋察冀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第 115 师、 120 师、 129 师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中分析说:“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160 页。)在这之前的 2 月 15 日,他还给项英、陈毅发电,指出新四军应该“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认为在那里“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155 页。)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分析和预见,后来基本上都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预见之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要经历三个阶段。

  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及其对抗日战争发展进程的预见,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提出,要为同敌人持久战而做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在会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国民党在全国抗战开始后,也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持久战。国民党把持久消耗为其最高战略,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共产党的持久战有三个要点:一是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二是认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在敌强我弱态势下要把一般战争中起辅助作用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上来,广泛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并采取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作战方针,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消灭敌人;三是认为抗日战争要有长期持久作战的正确战略,才能赢得中国的最后胜利。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著名演讲,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通过对中日战争双方各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回答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重大问题。在这之前, 1938 年 4 月 26 日,汉口的《大公报》针对当时的徐州会战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 ”毛泽东见到后即给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等发电,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22 页。)因此,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发表就轰动全国,给困惑中的抗战军民指明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连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都十分佩服。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同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时,给秘书处的同志复信指出:“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29 页。)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同时,这也说明看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首先应看谁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预见之四:中国将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民族解放。

  历史已经证明,抗日战争是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获得的第一场全民族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苦苦追求的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结果。他在《论持久战》中论述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03 页。)不仅如此,他还满怀激情地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04 页。)

  在这些论断中,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并将对世界永久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直到新中国诞生的历史,都已经证明: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被列强宰割奴役、濒临亡国的历史,终结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殖民占领,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相互配合,联合抗战,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最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振奋了民族精神。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为耀目的精神风貌。同时,抗日战争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及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些重大的历史贡献,都表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历史性标志和历史转折点。

  当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预见不止这四个,比如他早就预见到抗日战争中会发生反共逆流,又比如他在抗战胜利前夜就预见到国民党会走向人民期望的反面打内战,等等。这些预见,最终同样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敏锐、准确地把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作出科学的预见。

  二、毛泽东科学预见的方法论

  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毛泽东的预见,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说过,预见是为了领导。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

  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4 — 395 页。)总之,预见就是能够在事物刚露出头,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并看到它在将来的普遍意义。在领导革命的时候,缺乏预见,看不到那些在将来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趋势,就会犯大错误。

  毛泽东还说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进行科学的预见。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94 页。)也就是说,科学的预见来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预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科学预见的呢?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依靠怎样的方法论呢?

  按照毛泽东关于预见的论述,预见就是在事物刚露出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在将来的普遍意义。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预见就是在揭示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趋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强调认识和改造世界,一要从实际出发,二要在“实事”中“求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三要按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在辩证法中,往往就是从矛盾或问题出发。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39 页。)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唯物辩证法从矛盾或问题出发的方法论的三个环节: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的方法论,就是这样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问题或矛盾的发现、分析、解决为路径的方法论。

  研究毛泽东科学预见的方法论,最好的范本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因为这部著作虽然是在抗日战争刚开始 10 个月的时候写的,但由于它正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因此具有不可多得的范本意义。那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科学预见的呢?其预见的逻辑是如何展开的呢?

  首先一个环节,是提出问题。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既认真对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舆论,又客观地正视所研究事物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论持久战》中,开头的五部分标题分别是:“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驳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根据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一定性,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全部特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74 页。)这就是:日本是强国,但又是一个小国,它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在世界上失道寡助;中国是个弱国,但是一个大国,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在世界上得道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着的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但中国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因此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这五个部分在《论持久战》整部著作中,是毛泽东进行科学预见时逻辑运演的第一个环节,即提出问题环节,这是后面分析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基础。

  第二环节,是分析问题。这就是对所分析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趋势,进行合理的设想。《论持久战》的第六部分讨论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变动情况。后面三部分依次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合理地设想了战争中各种要素的变动趋势。这里,“合理地设想”是毛泽东的原话。这四个部分,是《论持久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分析问题并对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见的环节。在这个逻辑运演环节,毛泽东在对抗日战争中“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并且合理地设想了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说,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94 页。 )  当然,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的三阶段时,客观地说过:“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90 页。)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环节,是解决问题。在《论持久战》中,第十部分讲“能动性在战争中”。毛泽东在这部分一开头就说:“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05 页。)从“能动性在战争中”到最后部分“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和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的设想,提出了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各种应对之策。这里讲的就是怎么解决问题。

  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大逻辑”,而且给我们留下《论持久战》这样中的“活逻辑”。

  这个“活逻辑”,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问题或矛盾的发现、分析、解决为路径的科学预见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战术的预见、关于在敌后能够建立大批抗日根据地的预见、关于中国将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民族解放的预见,都是这一“活逻辑”和方法论的产物。

  三、可能性分析在预见中的运用

  尽管我们讲科学的预见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事物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各种要素又是不断变动而非简单恒定的。因此,在毛泽东科学预见方法论中,他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是在对事物的发展进行多要素多变量动态分析后,得出多种可能性结论,以防止出现战略上的偏差。在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方法论中,这是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这是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光明的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指出,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毫无疑问,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会不会实现呢?毛泽东在七大曾经对此作过分析。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变动着的形势估计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毛泽东说:“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

  第二种可能性,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这种政府形式是民主,也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也就是说,这样的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我们是要参与进去的。

  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77 页。)

  这样的分析,既有最好的追求,又有最坏的打算,保持了务实清醒的头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三种可能性都出现过。在重庆谈判一开始,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借口“政令军令统一”,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艰苦斗争下,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承认了中共的地位,确定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共代表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前又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政协会议也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协议。但是,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撕毁了这些协定协议,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战场掌握主动权后决定和民主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讨论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最后就是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一个联合政府主张,三种可能性,最后是第一种可能性为第二种可能性取代,第二种可能性又为第三种可能性取代。这就是毛泽东预见的科学性、精确性。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可能性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毛泽东不赞成将可能性取代客观实际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也不赞成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但是他始终认为从变动着的实际出发,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其可能性,才能在科学的预见中指导和争取事物发生革命的转化。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方法论,就是学习和懂得预见与可能性的关系,在多要素多变量动态的分析中预见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种科学预见的方法论,对于提升我们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的质量,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理论研究,在取得较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影响我们取得更大进步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少对复杂事物发展变动的科学预见和经实践证明具有科学预见的成果,而时代恰恰需要这样的研究和这样的成果,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作者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杜栋)

责任编辑:李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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