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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声里的红色记忆

发稿时间:2019-07-19 10:32:27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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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后,与红六军团会师后的红二军团也一路西征,他们连同北上的红七军团,汇聚成为另一支加入长征的红军力量。

  而3年前,因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二军团从两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缩编为红三军,被迫失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6月4日,贺龙率领红三军缩编后的红七师、九师入驻重庆酉阳县南腰界时,人数仅剩3000余人。

  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亟待建立。据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介绍,红军到南腰界后,随即发动群众,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等活动。

  当地百姓的红色记忆也从那时开始。至今,贵州遵义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本省及周边地区的红军文物,属于南腰界的就有一个紫檀烟缸、红旗与大刀。

  “红军来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苏维埃农会,组织游击队。”住在南腰界红军街的村民刘佐根回忆,在红三军建立根据地期间,他的爷爷刘心扬就曾帮助贺龙的红三军修补军号、制作口哨。

  85年前,红三军发现刘心扬的家中常传来叮当的声响。“铜质的东西你会做吗?比如军号”,这是刘心扬头一回修军号,因为军号大多为裂缝之损,修补很快就完成了。

  当刘心扬修好的第一个破损军号吹出声音后,红三军一个排里的士兵都听懂了“号语”。“二三十个人带着同样破损的军号赶来”,刘佐根说。

  这之后,贺龙与不少军官都知道南腰界有个做银器的刘师傅,“修好的军号和原来没有两样”。“之后贺龙又来问我爷爷,还可不可以做其他的事,比如制作口哨。”刘佐根说,当时爷爷没见过口哨,但看到实物后觉得可以生产,只是必须用银子。

  第二天散装的银子就来了。一个军官告诉刘心扬,碎银只需生产30个口哨,剩下的作为工钱。但最终刘心扬将所有的碎银都用来生产口哨,不要工钱。

  据刘佐根介绍,爷爷生产的七八百只口哨后来都被带到战场上,和军号一起作迷惑敌军之用。“贺龙的部队在印江附近打了胜仗后,贺龙来谢我爷爷,说漫山遍野同样的口哨与军号,让敌人不知道我们红军有多少,一定要送我爷爷一个紫檀烟缸”。

  这个紫檀烟缸被刘心扬保留至今,“贺龙当时劝我爷爷收下,说看到烟缸就能想起曾经有这样一支队伍来过”,刘佐根说,爷爷的确常常念叨补军号与做口哨的经历。

  被铭记至今的还有一面红旗和一把大刀的故事。

  红三军进驻南腰界后,不少游击大队随之建立。当时26岁的冉隆昌就曾和30多个游击队员一起,面对土地庙墙上写着的《共产党十大政纲》宣誓。这之后,身为队长的冉隆昌获得了一把大刀和一面红旗。他在日后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解释大刀和红旗的意义,“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要用这把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它砍出一个新世界来。”

  史料记载,到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离开南腰界后,为躲避当地民团和地主的追杀,冉隆昌将红旗藏在曾宣过誓的土地庙里,将大刀藏在家里一根中柱的柱头裂缝里,便一路逃往秀山。

  到解放后,冉隆昌回到南腰界老家,又找回了这把大刀,从土地庙里取出了红旗。

  包括大刀与红旗在内,带着红色印记的不少物件被征集收入博物馆。这些成为过去动荡岁月的注解,也通过拥有者的口耳相传,将红色记忆定格,让红色精神历久弥新。

  本报重庆酉阳7月1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田文生 王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李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