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承德市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第一展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展品，静静传颂着热河儿女可歌可泣、救亡图存的抗战壮歌。在近百件珍贵纪念物品中，一条长约1.3米、宽约25厘米的灰色麻线围巾，显得格外不同。

　　“这是民族英雄孙永勤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讲解员杨瑞华表情凝重地说，尽管孙永勤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根据家人、战友和乡亲们回忆，他身高近两米。“这条又宽又长的围巾，也印证了孙永勤高大勇猛的形象。”

　　1893年，孙永勤出生在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一户农家。自幼爱读《说岳全传》，敬仰岳飞“精忠报国”的忠肝义胆。他热心助弱抑强，扶危济困，在黄花川一带颇有威望。

　　1933年2月，日军占领热河。目睹山河破碎，同胞惨遭杀戮，孙永勤愤慨异常。“头可断，血可流，敌不偃，怒不休，誓死不做亡国奴”。1933年12月11日夜，孙永勤联合16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共议抗日大计，并歃血宣誓。第二天清晨，他在村中竖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正式成立民众军，并被推举为军长。

　　虽不能和丈夫一同持枪驱除侵略者，但为了表达支持和祝福，妻子雷永兰找来麻线，精心编织了一条围巾，为孙永勤送行。

　　民众军初成，便迅速收缴车河川、黑河川一带民团武装。12月下旬一天夜里，他率军首克张杖子伪军据点，并开仓济贫。民众军声望大震，爱国民众纷纷来投，不到半年时间，人数猛增至五千余人。为团结民众、严肃军纪，孙永勤建立军法（稽查）处，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铁律。

　　孙永勤虽一介布衣，但颇具指挥才能。一次伏击日军车队，他指挥战士先打两头，车辆堵塞后，再集中火力打中间，日军损失惨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让屡屡吃瘪的日本关东军送给他“山耗子”的绰号。“他头脑冷静，给敌人痛击后，转眼没入深山密林。有次短短五六天时间，就率部牵着敌人鼻子，在长城南北绕了150多公里的大圈，让敌人大为光火。”杨瑞华说，在此期间，这条厚厚的围巾不仅为孙永勤遮风挡雪，还可蒙面隐藏身份，助其更好地与敌人周旋。

　　1934年4月，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陆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抗日主张，并建议其将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整编后，队伍分兵三路，在长城沿线一带痛击日军。

　　黄花川一战，采取“瓮中捉鳖”战术，击毙日军100余人；南山子一役击毙日军200余人；在宽城九虎岭，抗日救国军与日军千余人浴血奋战，歼敌500余人。多次招抚失败后，日军决定大举“围剿”，以消除伪满所谓“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但分散山区打游击的抗日救国军，让日军先进武器难成其效，“围剿”屡次落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抗日救国军与日伪战斗20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100余座，歼敌数千人。沦陷区民众抗战士气为之一振，日军却恨之入骨，称其为“热省治安之癌”。

　　据杨瑞华介绍，1935年5月，孙永勤为了甩开日军主力的追击，率军两千余人越过长城，开赴遵化一带。临行前，他将陪伴自己两个寒冬的围巾放在家中，给妻子留下一句“把孩子好好经养着，别让他们当亡国奴”后，毅然再赴沙场，不想却成永别。5月24日，在与日军一次激战中，孙永勤壮烈牺牲。

　　杨瑞华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文章中高度赞扬了孙永勤、方志敏等11位为救国捐躯的烈士，并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孙永勤牺牲后，日军为斩草除根，在他家乡，只要闻听是姓孙的，就格杀勿论。雷永兰在老乡们的保护下，隐姓埋名，带着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逃亡中，一家人没带几样东西，其中便有这条围巾。”杨瑞华说，一条围巾，一份寄托。仿若孙永勤就在身边，不断给予家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勇气，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

　　1979年5月1日，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邀请雷永兰女士参加《部分烈士事迹展》时，她将这条珍藏多年的围巾捐赠给了纪念馆，期望更多人了解孙永勤，更好地铭记那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记者陈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