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军官训练合影照片（前排左二王超奎）。

　　图②：王超奎诀别信（部分）。

　　图③：张自忠诀别信（部分）。（受访者供图）

　　一位是二战时期盟国阵亡的最高将领，一位是抗战中的下级军官，身处对日血战之中，安危存于一线之际，他们在想些什么？

　　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公布，重庆特园、张自忠烈士陵园，以及重庆武隆的王超奎入选。

　　9月7日，我市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公布了对王超奎和张自忠两人的三封诀别信的研究成果，他们临战诀别前的遗书令人动容。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可从中找到答案。

　　王超奎：“男是抱定宗旨，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为荣”

　　王超奎是谁？他为何入选？

　　时间回到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一封毛笔书信辗转寄到了当时四川涪陵县鸭江乡一位名叫王咏琴的中年男子手中。

　　展开书信，仔细读完，这位中年男子双手颤抖，几欲掉泪。原来，这是一封诀别信，写信的人是其弟王超奎。

　　“这封信王超奎的后人保存至今，如今存于武隆区档案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王超奎生于1907年，1941年牺牲，重庆市武隆庙垭乡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军第133师第398团2营营长。

　　1941年12月，日寇第三次疯狂地向长沙大举进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军133师398团在岳阳县傅家桥、下高桥、相公岭一带与日军交火，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营长王超奎率部在傅家桥坚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然而，不久，王超奎营500官兵陷入日寇增援部队的包围之中，王超奎带领全营官兵与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全营壮烈牺牲，时年他仅34岁。

　　在这封诀别信中，王超奎视自己为已死之人，以身许国之志跃然纸上。他写道：在无锡日机轰炸，以至于三天之久还未夕（熄）火，在苏州以（已）被日机轰炸数次。沿途一带，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视……“昨日我部以（已）加入火线。希望祖慈母二安人不以男为念。男是抱定宗旨，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为荣！请祖慈母保贵身体为要，阁（阖）家庭人等不必思念我。”

　　信尾，王超奎还特意嘱咐家人“请勿回音”，足见其拼死一战、视死如归的心志。

　　史料证实，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由于得到王超奎营的拼死掩护，顺利完成了在长沙附近的战略反攻部署，致使日寇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遭受重大失败，被迫撤离。中国军队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的胜利。

　　由此，国共两党高层都对王超奎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宋庆龄、周恩来都曾在其殉国纪念册上题词，宋美龄也在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并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到了“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的王超奎。

　　1942年初，当时的涪陵县政府在中山公园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身为长方体，正面镌刻：王营长超奎殉国纪念碑，其余三面则刻有他的生平事迹。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王超奎为“革命烈士”。

　　2013年9月，当时的武隆县民政局投资60万元，将王超奎与其他两位烈士的散葬墓，迁于当地庙垭乡和平村，建成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碑身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彰显了他们感天动地的壮举。

　　近80年来，王超奎屡屡被称为“断头将军”。据《汉语成语词典》解释，“断头将军”指头可断、志不可屈的将领，常用以比喻坚决抵抗，宁死不屈的将领。周勇称，“断头将军”王超奎“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概，也是中国抗战大后方人民不屈不挠、为国尽忠的精神写照，是重庆人民的骄傲。王超奎入选著名抗日英烈名录，就是警醒后人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战场上的唯一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从他以身殉国前的两封‘遗书’可见其忠肝义胆和民族气节。”9月7日，周勇向记者展示了张自忠的两封诀别书信。

　　这两封书信中，其中一封是1940年5月6日时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渡襄河截击日寇出发前，致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亲笔诀别信，该信原件现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信中，他这样写道：“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另一封写于1940年5月1日，是张自忠的告将士书。他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周勇感叹，信中简短数语，足以窥见张自忠将军赶赴沙场以死报国的“忠义之志”和“壮烈之气”。

　　周勇介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自忠一度兼任北平市市长，他秉承宋元哲的意愿，与日方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张自忠不得已临危受命，但却由此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报刊甚至撰文公然讽刺张自忠是“自以为忠”，更直呼其为“汉奸”“卖国贼”。

　　“其实，自喜峰口战捷以来，张自忠个人是主张抗战的。”周勇称，张自忠曾说“抗战如果是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命”。1940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随枣、宜昌地区，张自忠的右翼集团军担任襄河河防守备，战局危急，张自忠决定东渡襄河，亲临前线督战，并在出发前写下前述两封“遗书”，以表明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然后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牺牲。殉国后，张自忠被追授二级上将，成为二战时期盟国阵亡将领中级别最高者，其遗体运到重庆，国葬于北碚梅花山。新中国成立后，张自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勇说，王超奎和张自忠的诀别信，鲜明地诠释了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是向全世界的自信展示，这既是对抗战英烈的告慰，更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今天全体中国人民、中华儿女的极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