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吕慎

　　我们今天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定的，其中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遵义会议研究著名专家费侃如介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地委根据一些当年的红军干部和群众代表的回忆，初步判定老城杨柳街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1954年1月，遵义地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地委当即将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会址确定了，可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子召开的呢？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回忆证实：“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

　　1958年11月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小平、杨尚昆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走进会议室时，邓小平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进一步证实会议室的位置准确无误。

　　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会址全面修复工程竣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