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右二）与科研人员讨论工作（资料照片）。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经常“敢于拍板”，他引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又因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彭士禄和同事们“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挖野菜、白菜根吃。为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