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何常生。本报记者 甘南摄

　　本报记者 赵晓松

　　金乡县，鲁西南地区。1942年初夏的一天，刚满14岁的何常生天还没亮就出发了，与同伴步行20余里路，到成武县投奔革命队伍。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是为了有口饭吃。后来才慢慢知道保家卫国。”83年后回忆起投身革命的初衷，老人说得十分坦诚。彼时，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让整个鲁西南地区民不聊生。

　　年纪小，好隐藏身份，人又机灵——加入抗日队伍后，何常生很快成为成武县第二区通讯员。他记得，当年鬼子在成武县周边布下碉堡、电网，他都是借着夜色的掩护，步行八九里路，穿越封锁线传送机要情报。担任通讯员一年多的时间里，何常生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顺利完成任务。问他害怕不害怕，老人说：“我不害怕，当时小，对危险没有概念。”

　　第二年秋天，何常生被调到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和平医院，先后担任看护员、护士、卫生班长。在这个岗位上，何常生经历过惊险时刻。

　　“1944年春的一个早上，突然有人进屋喊‘鬼子来了’。”何常生说，隐藏好伤员后，他赶紧撤退。刚跑到村口，迎面撞见一名来“扫荡”的鬼子，“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因为我是小孩，又穿着便装，他没在意，我就从他身边过去了。”

　　在外躲到夜里，何常生才跑进相熟的老乡家，“当时他们在吃疙瘩汤，喊我一起吃，我特别饿，也顾不上烫，就往肚子里吞。就此落下了胃病的病根儿。”回忆起那次经历，老人起初还比较轻松，但很快声音便低沉下去，“当时有一名我照顾了一个月的伤员，子弹从这儿打进去。”他用手指了指面颊，“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了，撤离时我把他藏起来了，可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

　　照顾伤兵，让少年何常生体会到了国仇家恨。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部分鬼子与汉奸还在成武县的碉堡里负隅顽抗。攻打这个碉堡的战斗中，我方损失惨重。

　　“看到伤员一个一个被运回来，我非常难过，更加气愤。我负责给他们换药，从早忙到晚，最后耳朵一下子流出脓来，累出了中耳炎。”何常生记得，那夜他整宿没睡，一直看护伤员，就是希望能够挽救这些为国负伤的战士。

　　当时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一名炊事员、一名看护员，再加上一名负责买菜的轻伤员，就是一个照料12名伤员的医疗组。药品短缺，让这份工作难上加难。

　　作为看护员的何常生，在照顾伤病员生活起居之余，主动学习、钻研配药知识。“蜂蜜、香油和蜡一起熬，配上红汞，就能替代凡士林；硼酸和漂白粉配合，有腐蚀性，能腐蚀掉伤口溃烂的肉；碘酒我也会配，碘化钾、碘片……”80多年过去了，何常生对这些战火中学到的配方如数家珍。他伸出右手，让记者抚摸中指上的老茧，就像展示奖章一样自豪，“这是我当年剪纱布条时留下的，每天得剪好几丈长呢！我两只手都会用剪刀，因为有时一忙起来，得一手拿药、一手剪纱布条。”何常生还记得清洗、消毒、晾晒后再利用纱布条的过程。

　　老人已记不清抗战期间自己照顾过多少名伤员了，和他最熟悉的是一位来自湖北的陈姓老兵，“后来他就留在了我们县里，成家了，负责我们那里的卫生所。”每次回家，何常生都会找他聊天，共同回忆峥嵘岁月。

　　“打完日本鬼子，有人说，‘没事儿了，该回家种地了’，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必须得跟着部队，随时为国家奉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常生继续留在了部队。解放战争期间，他随二野参加了淮海战役，并在1946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何常生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继续为国征战。1963年，他才结束军旅生涯，到北京市清河农场医院担任医师，直至1988年离休。

　　接受记者采访时，何常生特地换了身绿色军装，胸前挂着一枚枚奖章与纪念章。老人轻轻抚摸着它们，颤抖着声音说：“我没想到能看到抗战胜利80周年，今天的生活太好了！”他告诉记者，直到1945年自己才第一次穿上军装，“知道鬼子投降那天，我正好穿着军装，特别高兴，特别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