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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讲述:文革中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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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h.cn   2012-06-13 09:13:39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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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开国元帅的感人遗言

文革中的造反派坐汽车参加武斗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1966年,毛泽东被欢呼雀跃的受阅红卫兵围在中间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1966年11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31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

  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责任编辑:何文光)

  编辑: 商春竹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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