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共青团|青年组织|大学生村官|青春励志|西部计划|青少年爱国主义网|血铸中华|民族魂|文化艺苑|国学院|书画院|人物
革命者赵戈:80年前的“一二·九”记忆

发稿时间:2016-12-06 17:06:22 来源: 解放日报 中国青年网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高潮。 资料照片

  ■口述 赵戈(95岁)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再过两天,是“一二·九”运动80周年纪念。

  95岁高龄的赵戈曾在“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上海随之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此后,他从上海奔赴延安,一直奋斗在抗战的第一线。1992年离休后,回到故乡上海,赵戈因为一次偶然的受邀,开始深入中小学,为上海青少年作爱国主义报告。他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报告作到80岁。但没想到,一讲就讲到了今天。

  如今,他已经作了505场报告,听众超过36万人。步入晚年,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奉献着,只希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能够不忘那段历史。

  赵戈

  小传

  1920年9月出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 随军记者等职。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文化部长兼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奖励。1986年4月离休,1992年7月返故乡上海定居。

  手拿旗杆冲出一条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我才15岁。北京学生是12月9日爆发游行,而上海最大一次规模的游行在12月24日。

  当时,我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在夜校读书。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我们24日去游行。我又组织了许多人,有工厂足球队队员、学校同学,大概100多人。大家提前准备了标语、口号,制定路线,策划谁领导、谁监察、谁武装保卫。救国会领导人就是“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而我那时候是救国会小组长之一。

  24日早上9点,大家在大陆商场(解放后改为东海大楼,现为“353广场”)门口集合,往南京路走。当时队伍里主要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部分青年工人前来支援。我父亲是出租车司机,他负责帮我们运传单,把车提前开到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都有我们的人。传单一到,他们就拿着传单上七楼。等10点的钟声敲响后,传单从楼上纷纷撒下,南京路一时飞扬着雪花般的传单。此时,到达南京路的游行队伍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大家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候,英租界的巡捕也来了。

  我们本来计划走四川路,但英国巡捕严防死守不让我们走。他们怕我们走到虹口区,那里有日本军队,机枪一扫,冲突爆发,事情就麻烦了。于是我们从浙江路、河南路,往当时的上海北站走。

  英租界的巡捕里,有印度人、英国人、中国人。大部分中国巡捕对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印度巡捕则特别凶狠,骑着马阻拦我们。游行队伍一路上都在和巡捕搏斗,好在巡捕还不敢开枪,只能拿警棍打我们。当时我和一二十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冲在队伍的最前排,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旗杆,旗杆对着巡捕。他们的人和马都怕旗杆,不敢轻易冲过来。就这样,我们为游行队伍冲开了一条道路。

  警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不断抓人。当时的警车装着铁甲,上面架着机关枪,被称作“飞行堡垒”。游行队伍里的青年仗着人多,警车抓过去,大家再抢回来。虽然一路上不断有人被打伤,有人被抓,但人们始终热血沸腾。

  到了闸北华人地界,队伍一下子扩大到几万人。我远远见到,似乎何香凝、宋庆龄也来慰问。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北站,去那里欢送上海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

  中午左右,火车终于开了,听说是交大的学生自己开动了火车,游行队伍随之解散。后来听说那列火车上,有的人在苏州就被国民党拉走,也有人到了南京后四处演说。而游行时,被巡捕抓进去的青年人中,家里有背景的被放出来了,没背景的就被套上共产党的帽子抓去坐牢。其实那些进步青年中,真正是共产党的还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构陷的。

  此后,小游行陆陆续续,但规模都不及24日。我记得后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是1936年鲁迅出殡。游行队伍从殡仪馆出发往万国公墓走,同样声势浩大,有几万人。队伍里,有人举着鲁迅的大幅肖像,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几位青年作家抬棺。途径租界及华界时,街道两边站满了巡捕,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监视游行队伍。

  鲜血染红了他的遗稿

  我有一个同学,原名李伯岺。他看了一本苏联小说《一周间》,是李白丁斯基写的,他就把其中三个字叫成了自己的名字李丁基,后来为了简便就叫丁基。

  他是大厦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大厦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丁基在“一二·九”运动中,是大厦大学9个共青团员之一。“一二·九”运动开始后,有一天晚上,国民党反动军警和特务包围了大厦大学。丁基很警觉,发现外面有动静,就从窗户上跳出去,直奔钟楼,敲钟报警。全校同学听见钟声,都到操场集合。大家手挽着手,一圈一圈围在那里,抵抗反动军警,阻止他们逮捕进步同学。

  而丁基敲完钟跑下楼的时候,不幸遇到国民党特务,被铐上手铐,带上警车,关到龙华监狱去了。他在龙华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从来没有招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也没有招认任何组织情况,他只说:“抗日无罪,爱国无罪!”后来,他妈妈请冯玉祥将军营救,才终于出狱。

  此后,他又考入复旦大学读书。我们是先后从上海到延安的。在延安,他进了鲁艺文学系,我进了抗大。我们又先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20师(后为晋绥军区)战斗报社工作。作为随军记者,他行军中帮助体弱的战士背枪,战斗中跟着突击队、尖刀连冲锋,完全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士兵,而不仅仅是记者。

  1944年9月15日插箭岭战役,我军端掉了敌人两个大碉堡。当时,丁基就坐在碉堡边上,写了一篇通讯:《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接着,他随部队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大部队伏击。丁基也随部队冲上山顶,进入安全地带。可是,他回头一看,半山下还有4个人没有上来。一个是副连长,一个是小卫生员,还有两个民兵,他们都背着地雷。他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去,帮助民兵背地雷,一手又拉着小卫生员往山上爬。敌人狂喊着“抓活的”,冲了上来。

  丁基他们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迅速滚地雷,炸得追上来的敌人鬼哭狼嚎。正在这时,敌人的山炮猛打过来,他们5个都负伤了,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翻过山顶。而丁基,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长眠在吕梁山上。

  当时,晋绥边区各报和延安《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战斗报记者丁基同志和战士一起作战牺牲了”。并把他用鲜血染红的遗稿 《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发表出来,也用两条通栏标题:“用血换来的胜利,用血写成的通讯”。

  丁基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英勇战士。每当我回到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时候,就会想起丁基。要是他活着,由他来讲“一二·九”,会让人感到更亲切。

  一条腿也在前进

  还有一位同学,名字叫陈洛毅。因为家庭贫困,他才念了三年书,只能进工厂里做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小小年纪万分困乏,结果机器把他的一条腿卷进去轧掉了。

  失去一条腿以后,他被资本家赶了出来,从此就靠卖报为生。陈洛毅在北四川路桥邮电支局边上摆了一个报摊,他在摆报摊的时候,参加了国难教育社,那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英勇,一条腿拄着拐杖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带头喊口号。之后,他游行时的照片被刊登在1936年 《光明杂志》 第一卷第二期的封面上。诗人施谊为照片配了诗,其中有一句:“一条腿的在前进,两条腿的怎么办?”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

  1936年9月,陈洛毅卖报的时候被特务绑架,关进龙华监狱。老虎凳、辣椒水,甚至上了电刑,各种酷刑他都一一经受住了。特务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始终只是一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说:“这样的话,你只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死路一条!”他被抓进去的时候确实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放出来之后却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洛毅后来到了延安。因为他的一条腿没了,党组织照顾他,分配他到中央秘书处刻蜡版,后来又让他到中央党校当文印科长,仍然是刻蜡版。在战争期间,他整整刻了十年蜡版。他刻的蜡版印出来的质量非常好,可以印两千份,非常清晰。

  他后来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工作,多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去往延安的路

  1936年,我们大概有二十名同学,商量一起离开父母、离开上海,奔向延安。然而两个月的时间里,有的人动摇,有的人叛变,有的人继续前进。

  我们一上船,船还没开,就来了几个人到处搜索,把两个女同学抓回去。原来是家里的父母把她们拖回去了。这两名女同学后来都很悲惨,一个19岁病死,另一个没法养活老母,就到舞厅当舞女。当舞女的这个女同学其实是一个进步青年,不堪忍受这般凌辱,最后服安眠药自杀了。

  我们到长沙后,又有两名同学不走了,说他们考上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待遇好:穿马靴,发呢子服,系武装带,一个月还有60块大洋。这两名同学跑到我们面前宣传,被我们痛骂了一顿,只好灰溜溜走了。

  到了武汉,有一个同学生病走不了。他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到西南上大学。我们每人捐了几块钱给他,叫他把病治好,但希望他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爱国。大家流着眼泪与他告别。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到昆明进西南联大,其实是组织安排的。毕业后,他公费到美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进了一家著名的科研机构工作。1956年,响应周总理号召,他毅然回国,后来成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这位同学不仅实现了报国之志,而且贡献出了强国之能。

  再说回当时,我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终于到了延安,最后剩下了15人。这15个人也并不是到了延安就革命到底了。其中一名姓汤的同学,他是从文学院毕业,在上海一家进步小报做记者。在我们抗大同学开赴前线的时候,他吓跑了,推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愿当革命队伍的包袱,所以请组织让他回大后方。那时来去自愿,组织就让他走了。

  虽然他没有成为革命队伍的包袱,却成为了我的包袱。那时天天行军,他天天掉队。每个人身上要背着背包、干粮袋,扛着步枪。我不仅背自己的装备,还要每天帮他背他的装备。他走不了多远就坐下来,唉声叹气地说:“赵戈啊,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我实在受不了啦!”

  离开前线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1955年,我收到一封信,调查他三个问题:一,是不是到过延安,是不是混进延安的?二,他混进延安后进行了什么破坏活动?三,他破坏了之后怎么逃跑的?我赶快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他曾是一名爱国青年,因身体不好由组织批准回去的。他总算平安过关。但他郁郁不得志,没过多久还是去世了。他曾对我说过:“赵戈啊,我要写一部作品,轰动中国。”如果他不离开的话,或许能实现他的梦想。

  当时我们一起当随军记者的杜鹏程、闻捷,参军前只上过小学,文字水平不及他,而杜鹏程创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第一版就发行了100万册,第二版200万册,28个国家翻译了他的作品。闻捷也成了上海出去的著名诗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步没跨过去,就落伍了。我为之叹惜!

  最深刻的一课

  我们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每个同学都刻苦努力。一个班十个人围着一盏小油灯写作业。没有教室就露天上课,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饭吃就开荒。我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学的东西很多,艾思奇、张如心给我们讲哲学,任白弋讲政治经济学,焦敏之讲世界革命运动史,刘鼎讲统一战线,也讲党的建设。军事课从制式教练开始,单兵动作,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等。战术动作班、排、连、营、团的进攻和防御,也都学了。最重要的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亲临抗大上大课、作报告。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课我们都听过。

  延安是革命圣地,我们在革命圣地取得的“真经”,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三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延安抗大最深刻的一课,是我们五大队开学那天。大队长何长工同志讲话说,要给大家发一件新式武器。大家笑了,八路军有什么新式武器?接着,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把锄头,说:“同学们,你们从北平、上海、武汉、重庆,还有从南洋和欧美来的,你们用过它吗?没有。”他又说:“一个没有劳动习惯的人就不可能有劳动观念,劳动观念的对立面就是剥削观念,一个有剥削观念的人不可能热爱劳动人民,更不可能为劳动人民打天下。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把锄头挖掉我们头脑中的剥削观念,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你们说,它不是新式武器是什么?我们抗大校歌的最后两句是什么?我在这里唱一唱: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劳动者的先锋不会劳动,这不是笑话吗?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高高兴兴地扛起锄头,开荒地、挖窑洞。经过几个月锻炼,大家的书生样子都变了,身体棒了,背起背包健步如飞。

  当时我们只是简单认为劳动锻炼对身体好,到了华北敌后,我们才开始了解劳动的深刻意义。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成员就是农民,面对千百万农民兄弟,我们自己不会劳动,怎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怎能团结一心,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斗争?光靠几个学生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吗?所以说,理解一把锄头的意义、劳动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它使我们在感情上、思想上、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有一次我作报告时,一个中学生对我感慨:“我们生长在那个年代就好了,轰轰烈烈的。”我说还是现在好,现在是多么幸福,当年我们真是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没有,随时可能当亡国奴。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一转眼都是老人了。回过头看,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艰难困苦,能挺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和信念,不然是走不过来的。

  心 语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一转眼都是老人了。回过头看,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艰难困苦,能挺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和信念,不然是走不过来的。

责任编辑:白梦帆
青春建功十三五
网上青年国学院
网上纪念馆

扫描二维码进入

“青年之声”微信

扫描二维码进入

中国青年网微博

扫描二维码进入

"畅想星声"全国大学生

网络歌唱大赛

x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广告服务人才招聘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Youth.cn. 请发送qnb至10658000 订阅手机青年报

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5108号 京|ICP备11020872号-17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