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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

发稿时间:2017-12-22 15:19:00 来源: 人民网 中国青年网

  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主题鲜明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现过两次世界战争,同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即从俄国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的削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大批新兴国家的出现。20世纪第二个阶段的主题是争取和平与发展,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发展任务,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进入了一个由技术革命带动的经济发展时期。同时,发展需要和平。在这一背景下,不同制度以及相同制度国家之间、不同发展水平以及相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在20世纪这两大阶段中都充当了历史的主角,而毛泽东与邓小平则同为跨越这两大阶段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开拓者和探索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观。本文以下所要讨论的,主要不是他的一些具体经济思想,而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理解,以及关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针的若干原则认识。尽管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于正在继续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研究毛泽东的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种发展观如同他的整个学说一样,是专属于被剥削与被压迫人民的,而这种剥削与压迫至今仍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背景

  一种杰出的思想,总是一定时期人类实践的集中反映。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中走来的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回应。

  如前所述,革命与发展构成了20世纪历史的两个阶段。然而在革命与发展之间,并没有一道把二者截然分开的万里长城。在时间上,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也是相互交错的———一些国家进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火之中;在内容上,它们是相互区别的,也是相互渗透的——在革命的主题中已经蕴育着发展的主题,在发展的主题中又继续并深化着革命的主题。这是我们讨论毛泽东的发展观所必须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革命的主题中蕴育着发展的主题,这是容易理解的。中国革命的发生,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倍受欺凌的历史中痛感需要发展,而发展的道路又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阻断。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说过,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对象,是因为它“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②;而“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③总之,不同阶级对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也就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已经对中国发展的基本道路作出了原则的回答,当然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问题在那时还不可能作为主题展开。

  革命的胜利使得发展作为主要问题提上了日程。但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民族独立国家来说,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这些国家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他们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面优势掌握了这个市场的垄断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政治和文化优势掌握了价值导向的支配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发现:“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自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同的外围。”④“外围”对“中心”的依附不仅是生产上和贸易上的,也是政治上、观念上和体制上的。“这就加强了外围模仿中心的趋势,照中心的样子亦步亦趋。我们力图采纳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追随他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并复制他们的体制。”⑤

  “依附理论”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它正确地揭露了下述事实:在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关系;“外围”对“中心”的经济依附导致政治依附和霸权;经济和政治的依附还扩展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发展概念和发展道路。一种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仿”、“追随”、“复制”和“亦步亦趋”。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排斥这种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发展并有选择地鼓励和扶植这种发展。另一种发展概念和发展道路则是垄断资本主义所极力排斥的,这就是摆脱依附的发展,试图探索新的道路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在发展的主题中,事实上仍在继续并深化着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革命主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地位进行了顽强的抗争,然而真正可能超过资本主义、并使全世界摆脱资本主义束缚的唯一选择是社会主义,当然这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谁战胜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如何走这条道路,需要几代人的艰苦探索。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可能依附资本主义而发展。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这一本质方面。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纳入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范畴,强调必须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的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强调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使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强调依靠人民群众,走自力更生的建设道路;强调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打破资本主义的常规、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同时,我们在讨论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形成背景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历史条件对这位巨人的限制。毛泽东所领导的建设事业,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起步的,是在对许多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还缺乏认识的条件下进行的,又是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和战争威胁下进行的,因此,就不可能不出现挫折和失误,而他的某些正确设想在当时也还缺乏实现的条件。今天,当我们回顾他的足迹时,应当看到一些具体的历史场景已经变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尽管如此,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也没有摆脱列宁所说的“衰亡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⑥的逻辑轨道,只不过这种斗争显得更加曲折和漫长。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包括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中吸取营养的基本原因。

  二、生产力与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敏锐地提醒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工作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⑦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早表述。应该说,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始终是重视经济工作的,在他的心目中始终装着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家,他始终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剥削、获得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同引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发展生产力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首要之义。

  (一)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曾经说过: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制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⑧。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的要求,而且首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要求。他还说过: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使土地的农民不高兴⑨。这些话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而解放劳动者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毛泽东把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同破坏不适应生产力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内在的动力。

  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体现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典范。这条总路线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⑩。毛泽东在解释这条总路线时,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体(例如他曾把工业化比作一只鸟的主体,而把三大改造比作鸟的两翼),又更多地强调了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阻力来说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出现的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过渡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坚持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而恰恰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因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据是生产力的要求,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这种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

  (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富裕,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说过: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1)。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稳固?从这段话看,毛泽东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或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稳固的必要条件(因为不增长就“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如果听任两极分化发展,“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我们的基础就会瓦解。毛泽东在强调“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时,显然更多地是强调了“穷的要富裕”,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穷苦农民是我们更基本的群众,具有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这种看法是符合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我国阶级状况的客观实际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所肯定的穷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情绪,这是对他极大的歪曲。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共同富裕,是使穷人和所有农民富裕的程度“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把富的“铲平”的平均主义。因此,这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的“越穷越革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允许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本质上则是并不相悖的。

  (三)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对劳动者的精神解放,这是毛泽东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道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珍视自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的主人地位,从而使生产力发展从一个自发的过程飞跃到劳动者自觉活动的过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十政治(12)。这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根本区别。列宁在肯定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时也指出:“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13)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否摆脱剥削阶级的精神束缚,是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说过,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尚未根本摆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状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国内几千年私有制残余思想的存在,如果不通过其先锋队进行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则在精神上也有可能蜕化,从“自为的阶级”重新变为“自在的阶级”。一旦劳动者在精神上沦为资本的奴隶,还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否必然导致“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就毛泽东个人来说,确实发生过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他对于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他得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他自己曾经赞成过的党的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由于这种判断的错误,他把在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常常是正确意见)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例如把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与“右派章罗同盟”一样称为“促退委员会”,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失。这里我们恰好看到了一个“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的例子:在经济工作中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则是错误的。同样,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但如果因此否定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又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应该防止的另一种片面性。

  总之,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看作一个物质财富增长和劳动人民的解放相统一的过程,看作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这里,“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列宁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5)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今天能够比毛泽东当时更正确地从政治上看待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坚持他思想中本质上正确的方面,把握好改革和建设的方向。

  三、高速发展战略

  毛泽东从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把速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把高速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着一种时间上的强烈紧迫感。他把速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当作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看待。他多次提出关于发展速度的设想,例如设想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设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设想几十年或100年追上或超过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又提出工业化的速度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应相应地加快,等等。他提出的一些口号——包括正确和错误的口号——往往都包含着高速度的思想。

  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发展速度的具体设想,有些比较接近实际,也有些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发展速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当时也不够清楚,例如简单地把钢铁等几种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整个发展速度的标志,以及对于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认识不够,等等。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下的我国经济建设有过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的损失;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总体上不算慢,但也不如预期的顺利。这都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总结的。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高速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有过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16)。当然,这些话并不能解释和辩护50年代末“大跃进”的错误,可是它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发展思想的本质,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

  前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尾随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不仅在一段时期内、而且在长期的战略思想上满足于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或接受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甘当资本主义发展队伍中的“二传手”、“三传手”,不追求改变发展水平上的先后次序——这是依附式的发展;另一种是力求打破这种次序,虽然在战术上不排除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在战略上却以超过这些国家为目标——这是摆脱依附的发展。两种发展战略所代表的,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面和历史观。毛泽东的高速发展思想,意味着中国选择的是第二种战略。

  为评价这一战略的得失,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近来发展理论中流行的所谓“雁行模式”理论。在这种模式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依次排成一支“雁队”,在一个统一市场体系下,从发达国家组成的“头雁”开始依次向较低水平的国家淘汰和转移过时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排在同一位置上的那些“大雁”才有资格彼此构成竞争对手,至于不同位置上的“大雁”,由于产品的技术等级不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例如在亚洲,“领头雁无疑是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紧随其后,接着是东盟四国……”,但是人们发现,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虽然不是其中的一只雁,但却是一只与雁队比翼而飞的其他种类的大鸟;对于雁队中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大雁,中国在各种工业生产水平上都具有互补性和竞争的潜力。在某些领域,中国正在或有可能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仍在生产一些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与东盟四国竞争。”(17)这一情况有如下图: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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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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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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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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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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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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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雁行模式”对于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部分合理性。对发达国家来说,接受这一模式意味着不必担心发展中国家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阶段内接受这一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模式。中国处于“雁队”之外、部分领域已可与“头雁”竞争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战略选择—争取打破常规的高速发展——是与众不同的,并且这种战略至少已经部分地取得成功。

  因此,毛泽东关于高速发展的思想——我们说过,这一思想的本质是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许多重要领域(包括部分基础工业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若干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在速度问题上的失误不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的估计、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等)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在经历挫折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进一步研究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补充了他以前提出过的波浪式前进的思想,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正确的战略思想与科学的实际决策的统一。

  四、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在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面前,他都以自力更生的口号教育全党,并鼓起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勇气。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8)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

  理解自力更生方针,关键是抓住“基点”二字。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外部条件,但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这种思想作为一项基本方针表现在经济工作的许多方面。例如,在资金上,我们并不拒绝外援,但是主要立足于自己的积累;在技术上,我们力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引进的基础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消化;在人才上,我们需要外国专家的帮助,但更根本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才;在对待外国经验上,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但绝不迷信,绝不要任何奴隶思想,等等。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我们在经济力量并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甚至敢于迎头痛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靠的就是自力更生。经济发展了,一般说当然更有利于独立自主,但这种发展必须是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发展,没有这一条,经济上的力量就是虚弱的,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就成了空话。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是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痛苦经验的结果。毛泽东说过:“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19)毛泽东也说过,从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后是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突然在一夜之间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沉重的历史和现实教训,是自力更生这一思想产生和升华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从理论上说是根源于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肯定。列宁说过:“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0)毛泽东多次谈到,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用“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思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不把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看作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毛泽东始终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寄希望于成为社会主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自力更生,就是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依赖和依靠。

  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思想,其基本精神仍适用于改革开放的年代。谈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应当划清两个界限:第一,自力更生不等于封建主义的闭关锁国;第二,对外开放不等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为止,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忆这种门户开放主义,但同时,却对中国施行了炮舰封锁。毛泽东在1949 年8月针对这种情况写道:“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21)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明白,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事实上也的确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谈到国际学术交流时说: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22)。他承认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同时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主张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这些思想,难道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视为“天朝大国”的封建闭关锁国思想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至于今天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的奋斗终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而赢得的一种权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封锁,我们只能实行对苏联东欧的开放,这是必要的。但这种开放,后来也被主要来自外部的原因所中断,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被迫在孤立的环境中搞建设,确实也造成一些同志不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思想封闭的缺点,但这并不能归罪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新的国际国内条件,果断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但他同时指出:“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23)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的对外开放,而决不是帝国主义剥夺中国人民主权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五、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

  这段极富哲理的论述,谈到了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生生不息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界运动的认识和改造过程,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一般发展观的概括表述。同时,这段话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了他对于十余年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因此,这也是领会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宝贵资料。

  从研究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具有哪些含义呢?

  首先,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或者对于被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人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它的规律还没有被我们掌握。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原则。但是实践证明,在贯彻这些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掌握经济规律,找到一条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十几年来,毛泽东为寻找这样一条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在回顾最初的探索历程时说过: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1955年底到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26)。在争取“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有所得,也有所失,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弯路,他进一步认识到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他坦诚地承认: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27),并提出了读书的建议,亲自组织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总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然王国,从根本上提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深化。

  其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充满着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而且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斗争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同阶级斗争有着复杂的联系。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应该给予历史的分析。应该肯定,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思想,则只有实践才能作出回答。毛泽东本人在这种探索中,也曾十分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郑州会议期间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28)。问题在于,毛泽东把经济问题上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影响了他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到底。他曾经实事求是地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提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29)。但是,当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时,则又更多地强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是毛泽东的认识中正确的一面;但是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的观点可能反映不同人的利益关系,但又不能通通视为阶级斗争而加以简单的处理,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教训。

  最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在经济领域里达到自由王国,把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自发的活动提升为自觉的活动。自由王国——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远景的展望。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生产都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达到了这一自发过程的高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为人类自觉地安排生产活动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要使人类摆脱盲目地被个人利益所驱使的自发活动状态,进入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自觉活动的状态,达到真正的自由王国。毛泽东把这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看作一个不断的和漫长的过程,证明他既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又对实现这一理想的复杂曲折过程具有思想准备。尽管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要实现自觉的生产,但是这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水平的发展达到很高程度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内还必须学会利用甚至发展人类已有的自发调节生产的机制,这就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在于:为了扬弃资本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但是必要的过程。从列宁到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曾经进行过这种痛苦选择。今天,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道路,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恰恰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我们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经验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经验的局限性,必须看到我们终将要扬弃这些经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进入自由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将达到实现人类自觉活动的自由王国的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过:毛泽东的思想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他的经济发展观也是如此。虽然毛泽东终其一生,在他的面前仍留有许多必然王国,但他已经揭示的真理对正在争取发展的世界人民来说仍然是极其宝贵的。鲁迅在为白莽的《孩儿塔》作序时说过:“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30)鲁迅这里是在用文学的语言评价一部诗歌。但毛泽东也曾说过,他的文章帝国主义者看不懂,只对被压迫人民才有用。在这一点上,和白莽的诗又何其相似!

  (作者单位:国家教委高教司)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第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

  ④⑤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见《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第187 页。

  ⑥(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63页,第1页。

  ⑦(18)(19)(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132 页,第1474页,第1507页。

  ⑧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⑩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

  (11)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12)参见《党史通讯》1986年10月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80页。

  (16)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及注[308]。

  (17)纳谷诚二等编:《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比较》,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第75—76页。

  (2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3页。

  (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23)(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1页,第372页。

  (25)转引自《红旗》1965年第1期。

  (26)(27)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76—177页,第170页。

  (28)(29)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30)《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卷,第494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责任编辑:刘芊芊
青春建功十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