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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历劫记

发稿时间:2017-12-12 16:03:00 来源: 《南京保卫战》 中国青年网

  1837年12月12日下午,我从鼓楼电话分局铁门缝隙处,看到南京中山路上一片慌乱,国民党保卫南京的部队,溃不成军,纷纷往下关方向疾走,沿途也有少数官兵朝天放着枪。南京保卫战开始后,首都电话局为配合守城部队作战,成立了“留守工程团”。12月10日,“留守工程团”奉卫戍司令长官部命令,大部分撤离南京,团长黄如祖、施工员张光暄、测量长陈尔福、测量员龙正谷、机务佐沈毛弟、线务佐汪子卿、长途测量员许国维、华无领班胡善保、机务员陈义刚和我继续留下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原来我们各人往在自己家中,12月8日,日军围攻南京形势已成,观测气球高悬城外空中,炮兵不停地向城内打炮,情况十分紧张。因此,我们10人自12月10日起即搬到鼓楼电话分局集中居住。首都电话局在撤离前曾为我们这些人雇了一只木船,准备南京危急时渡江撤退之用。由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得太快,计划又不周全,造成极大的混乱。渡江工具奇缺,撤退官兵看见船就拉,我们准备的一只木船也早已不见(这只船被先行撤离南京的“留守工程团”用去了),撤离南京是不可能的事了。当时南京城内的一些外国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叫作国际委员会,划了一个难民区,其范围是南京的新住宅区,即山西路西段,中山路西侧,汉中路北边的一块地区。地区内包括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及新住宅区内的许多房屋。那些房屋多数已无人居住,有些只有个别看守房屋的人。因此,城内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进入难民区,找到空房就进去住。我们十人只好也进入难民区。12月12日晚饭后,我们移住到首都电话局朱一成的房子里;南京电报局的一部分人由陈治平带领住进电报局长吴保丰的房子里。朱一成的房子和吴保丰的房子,大门在不同的两条路上,但后面都可以互通。当天夜里,炮声隆隆,直至天命才停止,据说是国民党炮兵为掩护部队撤退在向日军猛烈轰击。另外彻夜还听到中山路上撤退车林和撤退人员的骚杂声。12月13日清晨,一切都寂静了。

  13日上午,日军大批入城。难民区内日军随意进出,并驻扎军队。上午10时左右,首批日本士兵两人,进入我们住出,对我们一一观察询问(用简单中文句,结合打手势)有无武器。我们赶快摇头说:我们是经商的,没有武器,问完后他们就走了。不久第二批又来了,这一批来的什么都不问,只是做手势要我们的自来水笔和手表,看到自行车就退走,我的自行车、自来水笔就这样被抢走了。以后络绎不绝的日本兵前来勒索、搜身。在十三日以后的十天里,日本兵两三个一群,有时还有东北人做翻译,不断到各住宅勒索财物。对法币,他们最感兴趣,看到就拿,有时还直接向被搜查的人要,如没有,他们动手就打,因此被打的人不计其数,我们同住的人中也有被打的。日本兵对与中国妇女,任意侮辱奸污,被海的妇女为数很多。朱一成局长的邻院也是一座楼房,楼顶上挂了一面法国旗,这里住的全是难民,大部分是妇女。13日夜间,彻夜有日军轮流翻墙,潜入妇女房间,进行奸污。次日,住在这座房屋里的妇女都搬走了。就在同日夜间,有日本兵跑到我们的住房内要“花姑娘”。我们都是男人,因此,他们悻悻而去。

  12月13日下午,黄如祖到到国际委员会去了解情况,我陪他一同前往。沿途行人稀少,当距离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不远时,看见几个日本兵押解着几个中国男子,后面还有一个中国妇女跟着啼哭,向我们走来,我们急忙转了弯走进另一条路。走了一刻钟左右,看见远远的广场上坐着数百个中国男子,日本兵持枪监视着他们。我们急忙调转方向,由原路转到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才到一两分钟,就听到从广场出传来密集的机关枪声。数分钟后国际委员会得到报告说,日本兵在山西路广场上用机枪射杀了数百名中国人。日本兵13日上午入城后即挨户搜索,难民区内也是挨户艘受,日本兵认为可疑的人即抓去。

  为了减少和避免日本兵对我们的骚扰和勒索,我和张光暄、汪子卿、沈毛弟带领,搬到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居住。办事处经理是德国人,南京沦陷后,他仍然住在那里。沈毛弟的叔叔是西门子洋行的老师傅。在这里避难的有近百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居民,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型的难民收容所。每遇到日本兵前来骚扰时,德国人经理就出去交涉组织。由于那时日本和德国是轴心国家,因此日本兵还得德国人一点面子,不敢公然骚扰。但日本兵翻墙入内的事,仍然不断发生。不过较其他收容所好得多了。

  由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办的是难民收容所是南京规模最大的了,收容了数千人,由美籍教师和美籍牧师主办。那时美国和日本仍有外交关系,日本兵很不尊重他们,但也不敢妄加迫害。日本人经常要收容所派出劳动力,去为他们打扫和清理战场和长裤。这些人一般晚上都能如数会收容所,也有被任意枪杀或一去不回的。在日本部队转移时,日本兵任意强拉居民委他们挑运行李,侮辱殴打,有的丧失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日本兵曾到金陵大学收容所,口称要数10名妇女为他们洗衣缝被,收容所左右推托,日本兵就动手强拉,收容所管理人员怕日本人强拉更多的人,就选了四五十人跟日本兵走了。当日由日本兵送回,据回来的副你透露,大多数人被日本兵奸污了。其他收容所和住在家里的妇女,受侮辱遭奸污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据派去为日本人劳动的人回来说,他们在清理一个大地下室时,看见里面有许多被杀死的军民尸体。他们在路上还看到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也被强迫做各种清理的劳动和搬走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资。

  在南京沦陷的半个月后,另一个大的灾难又降临了,这就是领取良民证。日本人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到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大部分制定的地点是在难民收容所里。领证的人先排成队,然后逐一进行检查询问。检查的方法是逐个的看头上额面上有无戴军帽的痕迹,再看看手上肩上有无茧等,有时还要来回走路给他们看,只要被只要被认为有可疑之处的,一律被带走,不知去向。

  我们在难民区里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朝不保夕的过了55天。在我的收容所里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五灯收音机,每到夜间,我们就在一起,偷听广播,听到江西和湖北的广播,知道那里还没有沦陷,而安徽和县有时被日军占领,有时也被我军收复。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留下的职民区商量,决定设法逃到和县。在难民区住了约50天,听说难民区就要解散,因此,我们十一人(中国局十人及电报局陈治平)在1938年2月5日凌晨,天微明时出发,11人分开前后,每人相隔约30米左右,经上海路、莫愁路至水西们。到水西门时,天已大亮,城门已开。城门口一半堆了沙包,一半走人。城门口站着4个日本兵。我们硬着批拿着良民证慢慢朝城门口走。日本兵问我们出去何事,我们预先准备好,说是接家眷回南京。在我们行进队伍中尚有少数不相识的挑担卖鱼的和挑担做小生意的,总算是逃出了第一管。出城后一路上见到分无已少进,水西门外大桥和江东门大桥都是木板做的临时桥,下面是填实的。据同行的挑担人说,这桥下全是填的军民的尸体。经过江东门大桥后,圩在找到汪子卿的熟人,住了一夜。次日凌晨,我们渡过长江步行至和县,然后步行去合肥,共走了6天才到。从合肥乘车到武汉,到武汉已是1938年2月16日了。总之,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南京人早社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日本兵杀害了数十万无辜百姓,遭侮辱妇女难以数计,抢劫和毁坏的财物,又何止亿万!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恶,是侵略战争带来的恶果。

  侯楷:作者当时系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工程师

  选自《南京保卫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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