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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逮捕共产国际特使牛兰 宋庆龄全力营救

发稿时间:2018-01-24 17:32:0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青年网

  历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记忆的再现。上个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党当局逮捕、审判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远东局外籍人士牛兰一事,引起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一片哗然,成为当时世界新闻,备受世人关注。而宋庆龄不遗余力地营救牛兰一家,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人留下了不尽的遐想。

  牛兰被捕成为世界新闻

  1931年一个炙热的夏夜,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英国巡捕逮捕了一对持多份欧洲各国护照并带有一个4岁男孩的外籍夫妇,虽然怀疑其是苏联间谍,但无论怎样审讯,都弄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国籍、来华目的和社会背景,只知道男子的中国化名叫“牛兰”。

  这个所谓的“牛兰”,其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他有十几个化名,牛兰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1894年,牛兰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失去了父母,从此开始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牛兰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他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牛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不久便担任了“芬兰团”政治委员,在十月革命时曾率部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契卡”(国家非常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成为职业间谍。后来,牛兰先后被派往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并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牛兰刑满返回苏联后,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人,劫走大批党内文件。在这次行动中,他们还搜查了天津法租界的苏联几家商行。4月12日,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得苏共和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在中国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在各方检讨之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决定派遣得力人员到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不久,苏共和共产国际选定牛兰前往中国,并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并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主要任务是指导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和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牛兰在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并兼任赤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

  1930年3月,牛兰开始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并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还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这时牛兰的妻子带着3岁的儿子雅可布也来到了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人在中国的化名是汪得利曾,她的原名叫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汪得利曾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在十月革命中,她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教育后被委以重任,先后被派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汪得利曾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知相恋。

  1930年初,上海租界区警方对共产党人的活动十分警惕。为了安全起见,牛兰夫妇一直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和数个假姓名,并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还租用了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及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还建立了秘密印刷点,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人圈内口碑颇佳。于是,共产国际就将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招供了共产国际在上海设有一个联络站,其负责人绰号是“牛轧糖”,但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和具体身份。6月1日,英国警方又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他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随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不久,警务处密探通过寻查监视发现了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两处可疑地点。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办事机构,该同盟是一个公开的工会组织。

  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共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后,随即通知联络站的3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迅速离开上海,而牛兰则利用合法的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了牛兰夫妇和儿子及保姆赵杨氏,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人。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交涉。警方试图从牛兰夫妇所持的护照入手,查清他们的来历,而比利时驻沪领事则否认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警方又试图从牛兰一家人所讲语言上打开缺口,证实他们是苏联人,但当时年仅4岁的雅可布只会说德语。最终,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费尽周折,也没能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

  在国民党军情机关无法确认牛兰夫妇的国籍时,便怀疑他们是顾顺章所招供的共产国际上海联络站负责人。随后,牛兰的职务又被国民党军情机关说成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而且还指挥着中共南方局、中共长江局和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都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多。当时,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也欣喜若狂,在日记中写到,牛兰是“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应“引渡”牛兰一家,以期破获中共上层机关并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8月10日,租界警务处将牛兰一家人移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市政府。但让警方始料未及的是牛兰夫妇被捕的消息在上海滩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头条新闻。不久,强烈要求释放牛兰的呼声演变成了一次次抗议活动,最终发展成了世界性的营救运动。

  宋庆龄不遗余力 营救牛兰一家

  1931年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将牛兰一家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当天,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赶赴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申报》也在当天头版的位置以醒目的大标题写到:“上海捕获之牛兰,已解京讯办。此案内容,未经宣布,故不知其详。然闻牛兰为第三国际之特派员,其在沪之机关,为赤化东亚之总机关。此说果确,诚近年稀有之国际大案件矣!”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这时,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也通过律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说,她在牛兰家中一直受到尊重,表示愿意将雅可布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夫妇无罪释放。同时,国际红色救济会也发起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纸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到南京国民党当局。

  1931年7月,宋庆龄因母亲去世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几天后,宋庆龄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等人的来电,请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同时,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并通过驻上海的情报小组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营救牛兰夫妇。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在欧洲发起成立了“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这时,法国工会联盟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但这些举措统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而南京政府也一直未作公开答复。

  牛兰夫妇到了南京后,即被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也称南京老虎桥监狱。不久,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订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计划,并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佐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展开了营救牛兰的工作。

  1931年底,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不久,宋庆龄亲自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向他转告了这一建议。当时,蒋介石认为,俄国人还不至于加害蒋经国,于是就拒绝了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又联合蔡元培一起为牛兰夫妇办理保外就医,但好不容易争取到法官的同意,却被司法部长罗文干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而拒绝。随后,共产国际采纳了苏联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的建议:利用国民党官吏贪婪腐败的弱点,用美元打通关节,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春,德国共产党员西伯勒尔和布劳恩(李德)每人携带2万美元现金,从哈尔滨前往上海交给佐尔格,并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了牛兰案件。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揭露和抗议了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了中国有关法规;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6所监狱里转换,并遭受了非人道待遇;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但遭到医生的拒绝。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过多次,并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所有这一切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进行连续报道。在此期间,《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标题,很快,声援、营救牛兰夫妇及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7月,宋庆龄又发起组织了“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还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这时,关在南京模范监狱的牛兰夫妇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雅可布。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四海漂泊的夫妇是中年得子,因此,他们视儿子为掌上明珠。那时,虽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雅可布,但是牛兰夫妇认为宋庆龄是最可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因此就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孩子送到了他们都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到江苏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把世界人民的关怀之意转达给牛兰夫妇。12月30日,宋庆龄还致电汪精卫、居正和罗文干,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宋庆龄在电文中写道:“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前此政府人员所期许之正式手续等等诺言,今日已经证明完全为谎骗之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妻生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否则亦须即时释放牛兰夫人。因渠之孱弱身体,关系其目前之生或死,已非日而为时之问题也。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但汪精卫、居正没有复电。

  牛兰一家历经艰辛 团聚莫斯科

  此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牛兰夫妇,仍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牛兰关在男监,汪得利曾被关在女监院子前面一间牢房里,外间就是女看守长的办公室。汪得利曾的窗子还用两道铁丝网钉住,只有女犯人在倒马桶时才能从这窗子下经过,借机看看她,有时乘看守不注意还能说上几句话。

  当时,住在一号监房的黄静汶与汪得利曾接触较多,而且相处的也很好。据黄静汶回忆说:监狱里有新老牢房,老牢房大一些,有十几个平方米。新牢房建得很高,墙壁上没有窗户,只靠屋顶的玻璃天窗通风透光。牢房里面只有一张狭窄的双层铁床,一张固定的小铁板桌子和一只马桶,没有凳子。平时每间牢房关两个人,吃饭时坐在床上。冬天只发给每个人一床薄毯和垫褥,一点也不御寒。

  1936年,赫尔兹夫妇在回德国前,来到监狱征求牛兰夫妇的意见,是否同意将9岁的雅可布带到德国。当时,牛兰夫妇很焦急地说:孩子不能去德国,应去找宋庆龄想办法。后来,宋庆龄就把雅可布接到她家住了几个月。有时宋庆龄还让雅可布戴着中式帽子并穿着长袍照相,并将相片送给狱中的父母看。1936年底,宋庆龄将雅可布送上了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回到苏联后,雅可布就一直生活在国际儿童院。后来他回忆说: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上海,赫尔兹夫妇照顾我供我读书,另一个在南京的监狱里,那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要去探望他们,而且总是在我生日时去。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力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和安排的。

  1937年8月27日,牛兰夫妇才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随后他们便去了上海。在出狱后的近两年里,牛兰夫妇虽然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一直生活在上海。1939年,牛兰夫妇将一封救援信辗转送到了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手中,随后他们就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生活得很平静,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牛兰担任了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1944年,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了8年的雅可布也回到了莫斯科与父母团聚。1948年后,牛兰又去了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直到1963年病故。而汪得利曾在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所喜爱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这对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国际特使,为了中国革命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和宋庆龄全力营救他们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责任编辑:刘芊芊
青春建功十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