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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朱德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发稿时间:2016-11-14 15:05:00 来源: 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网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朱德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是从1932年6月开始的。这次“围剿”首先以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则先采取钳制性攻击。

  同年7月,蒋介石集结了81个师共63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重点进攻。9月,在强敌围攻下,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向湘鄂川黔转移。10月,红四方面军也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接着,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使中央苏区面临敌军合力围攻的严重局面。

  可是,在这一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者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于是在反“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按照临时中央的“左”的军事方针行事,还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

  为了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所应采取的军事方针,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左”的军事方针,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以所谓“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理由,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注: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09~410页。】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政府主持工作,致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样,身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之职的朱德便与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

  二、创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又一经验:敌进我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毛泽东从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战争经验中,为红军制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要求红军后发制人,即当敌人大举进攻之时,红军应采取内线作战的原则,先进行积极的防御准备,尔后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再转入反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都证明“诱敌深入”是红军以弱胜强、以寡击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然而,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对苏区采取的是分两个阶段进攻,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能采取攻势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能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创造有利条件。

  1932年7月1日,红三军团与粤军李振球、叶肇两个师在南康、大余间的池江附近作战,击溃敌四个团。7月8日至10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与粤军第三、四、五师展开激战,击溃粤军十个团。经过池江、水口战役,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1932年8月,中央红军又北上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支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

  1932年10月中旬,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为此,朱德、周恩来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予敌以迎头痛击。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间,红军先后发动的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及金溪、游湾战役,扩展了苏区,争取了群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完成了红军的北进,为在北面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说明,在反“围剿”的战争中,既可以用防御的形式,也可以用适当的进攻的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握具体的条件和时机,审时度势,因情制变。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朱德、周恩来能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机动地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避免机械性。

  三、毅然作出从南丰撤围的决策,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金溪、浒湾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以备战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一带。当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瑞金。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直接干预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关于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敌人全部,然后各个击破增援敌人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闽西苏区的第十二军、赣南苏区的第二十一军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还累电红一方面军总部,促令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点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为此,1933年1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攻占南城、南丰城。

  在此期间,蒋介石于1月29日亲自到南昌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正式任命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统率12个师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和一个预备师队,仍然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建宁、黎川、泰宁新苏区包围和截击。以赵观涛为队长的第三纵队即东路纵队,率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企图切断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以吴奇伟为队长的第二纵队居中,率十、十四、九十师三个师,准备从南城、南丰侧击我建、黎、泰新苏区;以罗卓英为队长的第一纵队即西路纵队,率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意图出击广昌、宁都,堵住中央红军的归路和袭击苏区后方。三个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同时长驱直入,压向中央苏区北大门,摆开合围中央红军的架势。

  对此,朱德、周恩来根据各方面情报和敌军动态,准确地判断出上述诸路敌军行动意图。对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攻占南丰的指令,他们曾多次陈述了不同意见,明确提出了红军应在抚河以东地域,于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张。但是,由于中央局认为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坚持要求红军强攻南丰。而当时红军在抚河以东,一时确也难于求得有利战机。于是就在敌人杀气腾腾而来的严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表示同意执行中央局的指令,并作了机动灵活的部署:一方面准备强袭南丰;一方面准备在强袭不成时打敌增援部队。

  2月12日黄昏后,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当时,南丰城是蒋介石视为从赣东进攻中央苏区的基地,驻有国民党军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五个团,兵力2万余人,主力红军与敌激战一夜,虽然攻下南丰城外的一些据点,歼灭敌军将近一营,但红军损失却超过三百,第三师师长彭鳌及两个团长不幸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采取退却步骤,即实行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将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而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部队,“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注:《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2~453页。】。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其原定战略仍不变,增援南丰的主力第一纵队两个师(五十二、五十九师),仍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南丰挺进。两师中间相隔一座摩罗嶂大山,不易联络。为此,朱德、周恩来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敌人必经的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打一个伏击战。

  2月26日,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向黄陂推进。黄陂地区,山峦叠嶂,林木茂密,有一条三十多里长的狭谷,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为了集中主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预先埋伏在黄陂一带的大山中,并下达战斗命令: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源岭、神岗(即今乐安谷冈——作者注)、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

  27日拂晓,天下着毛毛细雨,朱总司令踏着泥泞亲临左路纵队指挥。约9点多钟,敌进入我伏击圈。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站在山上的松林里,举着望眼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谷底。待敌五十二师的全部人马进入我伏击圈后,朱总司令放下望远镜,和周总政委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下达出击的命令。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分割包围。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敌五十二师被我全部消灭。

  就在我红一军团于黄陂狭谷痛歼敌五十二师的同时,敌五十九师还在耀武扬威地向霍源疾进。以红五军团为主的右翼队,按照朱总司令“注意隐蔽、严密监视”的命令,待五十九师的全部人马都已进入山谷后,红军猛虎般地冲下山来,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前后两段,分割包围起来。不仅围歼了敌五十九师四个团,而且生俘其师长陈时骥。

  此期间,改“强袭”为“佯攻”,由“撤围”到“待机”,最后“伏击”、“围歼”了乐安来敌,取得了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注: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51页。】。朱德在实践中,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把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部署是违背苏区“中央局命令原旨”的,但却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着。

  四、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

  红军在取得黄陂大捷后,朱德估计敌人不会甘心失败,还要伺机反扑。遂决定用一部分兵力和敌人保持接触,引诱敌人南进;主力红军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宁都北部根据地东韶、小布、洛口等地休整。

  形势发展也不出朱德所料,1933年3月上旬,为了挽回败局,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敌中路“进剿军”总指挥陈诚重新调整了部署: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十四、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前后两纵队重迭,集中重兵实行中间突破,由黄陂向东陂以南进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朱德、周恩来抓住敌“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注: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第51页。】的弱点,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附近,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注:周予同:《过去的五四》,引自北大“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论五四》。】。3月21日,敌前纵队第十、十四、九十师进到广昌县甘竹,后纵队第十一、九师进到宜黄县草台冈、东陂地区,与前纵队相距一百里。当地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敌军前后两纵队难以相互策应,这就为我军在运动中分段伏击歼敌再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机。红军一、三、五各军团主力,在独立师、团等地方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分头从左路、中路和右路,集中兵力向占据草台冈及其附近各险要高峰之敌十一师,采取“迅雷手段”,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红军战士“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注: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1959年8月。】。激战一日,歼敌十一师大部和九师小部,从而取得了东陂战役亦即草台冈战役的胜利。

  黄陂和东陂两战役的胜利,是朱德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坚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正确原则下,和周恩来密切合作,共同创造的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连续两次大兵团伏击敌人的成功,使国民党军队遭到空前未有的惨败,给了蒋介石、陈诚之辈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创造了红军在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

  纵观朱德领导与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德对于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对敌作战方针和原则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而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作战方针和原则。但是,他在运用中,又有自己的特点,集中到一点,是一个“活”字,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随机应变、变化无穷”,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灵活用兵。总之,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朱德“龙韬虎略尽革新”军事生涯的光辉一章。

  (本文作者 南昌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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