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愚先生像。

　　赵伯愚在京求学像。

　　赵伯愚手迹。

　　赵伯愚（左）和其子赵和（右）。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人物名片

　　赵伯愚，贵阳人，著名音韵学家，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事黄侃先生五年，专攻“小学”。一九五八年任贵大中文系副主任，教授。遗著有《广韵重音钞》《说文形声字表》《说文声母表》《反切上字表》，合称《音学四表》。

　　黔人旧事

　　过八十三岁生日时，贵阳人赵和取出父亲的遗稿看了又看，心想四天后便是先父诞辰一百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农历二月二十一、公历三月二十七日。他从四年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赵和之父赵伯愚先生生于晚清，一生和三地三事有关：求学北京，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却时常到中文系旁听；为官南京，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治“小学”（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者注），为黄先生“拜门弟子”；施教贵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年返回筑城，尽瘁于教育事业。

　　年逾九十的杨适老先生是赵伯愚高足，他说：“‘章黄学派’有个传统，不到五十不出书。但每问世一本，必大有价值。”一九九〇年初，他联系上赵和先生，问及赵师是否留有遗稿。“一九三五年，黄侃先生临终前嘱托赵师将‘古韵二十八部’的工作做下去。在音韵学领域，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章太炎分为二十三部，黄氏首倡的‘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广受认可。但黄先生只是提出纲领，来不及做具体而微的论述。我想赵师可能会代为完成其未了的心愿。”

　　赵和先生以其父音韵学遗作四稿见示，《古声韵表》《反切上下字表》《广韵重音钞》以及《古韵二十八部》，四文均是对黄侃先生“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的具体论述。“先父暮年自觉岁月将尽，夜以继日伏案著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陪先母赴京治病，也将未完手稿随身携带。”赵和说。杨适先生听闻顿时肃然，将老师的四篇遗稿取来，一一细为誊正，并合称为《音学四表》。其中《古韵二十八部》一文，赵伯愚先生生前只定稿了前半部，后半部只是初稿，亦由杨适先生从初稿中整理完成。

　　二〇一五年正月初三，在贵州大学从事了一辈子理论物理教学工作的赵和先生，买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辞源》自修，试图找到进入父亲精神世界的道路。他带着两位拥有硕士学位的女儿赵晓梅、赵晓冬，一起录入、校订《音学四表》，想着哪一天能将该书出版。

　　“书稿已于今年春节完稿，虽不知哪一天能出版，但赵老师的相貌，倒是越来越像他父亲了。”赵和先生的老伴雷老师说。

　　▲书生意气

　　赵伯愚先生虽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但一生都未留过辫子。“在祖父的安排下，父亲小时候便到黔灵山和尚庙（即弘福寺）拜师当了小和尚，是光着头长大的。”赵和说，父亲到了上私塾的年纪才开始留发，还没等到头发长长，便迎来了辛亥革命。

　　他受教的两位塾师，杨覃生、桂百铸倒是留过辫子。两位一为进士、一为举人，同为贵州名宿。那时赵家住府前街（今法院街），每天清早，赵伯愚和小他一岁的弟弟赵仲麟，一路上背诵着《四书》《五经》中的篇章去私塾。街道邻居听到背书声，笑说：“赵家两兄弟上学了，我也该起来了。”

　　兄弟两人本是读不起私塾的，因其父赵博安为公务员，养着十来个子女，生活清苦，不久亦失业。幸而有一位至好张复初，是大十字复德隆商号老板，办有一个私塾。因为这层关系，兄弟俩方得入学，就读私塾三年，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赵和先生介绍说，他的二叔赵仲麟后来参军从政，先是担任贵州军阀袁祖铭秘书，曾参与北伐，后来在南京担任军政部在何应钦秘书。“当年有个笑话，说何应钦的秘书分两类：一类是‘书而不密’，一类是‘密而不书’。我二叔属于前一类。当时，南京一位师长去世举办追悼会，师长后人为撑场面，请二叔代写挽联，二叔一个晚上写了一百幅。全是少时入私塾打下的基础。”

　　赵和的父亲走的是求学治学的路。他回忆说，父亲一九一五年考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三年后中学毕业，家人已无力支持其继续升学。适逢贵州省政府招考两名保送北京大学的官费生，父亲与同窗好友乐森璕同去报考，两人从百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官府派人一路敲锣打鼓到我们家报喜，亲友闻询也前来贺喜。就像科举时代中举了一般。”

　　辞别家人，赵伯愚启程北上了。当时长江以南不通铁路，贵州僻处西南，交通梗阻，入京须先坐轿或步行到镇远，换乘木船至湖南常德，转小火轮过洞庭到汉口，再转火车北上。“不知为何，贵阳至镇远一段，父亲不愿坐轿，决意步行前往。此后，他一生也没坐过轿子、人力车。”赵和先生说，当时路途不靖，时有土匪劫道，曾祖父为安全计，将旅费分寄沿途各邮局，父亲到站后取出，费用刚好够当晚住店和当次日饮食，如此直到镇远，辗转向北。

　　在北京大学，赵伯愚就读的专业是经济系，但他一得空便到中文系旁听，“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诗学”毛诗、陶诗、鲍诗，“词学”词史、词选，诸多课程一个不落的听完，可见其志趣所在。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农历腊月十六，一个接近年关的日子，远离抗战前线且不设防的老贵阳城突遭日军飞机轰炸，位处贵阳核心地带的大十字、小十字一片废墟，一些机构和人家纷纷外迁避难。在省立贵阳高级中学执教的赵伯愚随校迁移到修文办学，一家人在修文住了六年。“最初两年住在县城西门山腰的四川会馆内，馆内供奉二郎神。父亲的书房不挂字画，只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书桌上摆着一张黄侃先生的照片，和一钵小盆景。”赵和先生回忆说。时任校长、教育家刘熏宇先生，同在校执教的李俶元先生，还有来访的刘方岳，三人常去赵先生家围炉说话。当时十来岁的刘君卫，曾随父亲刘方岳去过一次，“主人家别无长物，烧水招待。主人盼水开心切，一再揭盖查看。”晚年刘君卫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写道，李俶元先生见状连忙阻止，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四位“长袍”先生哈哈大笑。

　　其后数年，众人在教书、育人、治学中度过，不声不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九四六年春天，赵伯愚先生被聘为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夏季，他介绍刘方岳到贵大历史系任副教授。两位“长袍”便时常至大十字乘马车到花溪授课。转眼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两人正在候车，有军警手持剪刀前来剪长衫——这是主政黔省的军阀杨森发起“短衣运动”。对此，诸多“长衫”先生早已气愤不已：西装可加革履，长衫为何不能穿身？

　　三十年前，五四运动中的“书生意气”；三十年后，“聊发少年狂”，其中的道理是一以贯之的。

　　“一九五〇年以前，先父都是棉布长袍、青布鞋。”赵和先生说。后来，他也进入高校任教，发现“有向义、王佩芬两位先生，身着长袍，终生不渝”。

　　▲弦歌不绝

　　赵伯愚先生一生读书、教书，唯独一次出仕，则和另一位贵州人傅启学有关。两人本是北大校友，傅启学毕业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导科主任，比他提前两年毕业的赵伯愚则陷入多次就业、失业的困顿中。一九二九年，在傅启学的介绍下，赵伯愚来到南京，在中宣部海外科任干事，后又升任总干事。

　　这一时期，在南京为官的贵州人很多。知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宣传部长张道藩、交通部长王伯群，刘方岳此时正担任王伯群的秘书。“在南京的贵州乡人中，漆铸城先生是一个中心。”赵和听父亲提起过，“漆先生在监察院任职，常常邀约乡人聚会。每次聚会，都特意叮嘱父亲将母亲带来，还说‘女子就应多出来活动，见世面’。”漆铸城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有一次，他同一群同僚去戏院听戏，自己一个人一个劲地给台上的角儿捧场，惹得众人侧目。漆不以为然，他说：“你们与其捧蒋介石，还不如捧戏子呢！”

　　那时，漆先生的儿子正拜在黄侃先生门下求学，赵伯愚也随之见到了黄先生，成为“拜门弟子”。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赵伯愚在老师的指点下，专攻“小学”，学业大进。一九三五年，黄先生因病去世，赵伯愚仍坚持自修，两年后辞去职务回到家乡贵阳任教。可见志趣所在。

　　一九三七年春的一期《贵州日报》，以黄门高足受聘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为题，向外招录学生。自此，赵伯愚走上教坛。

　　一九三九年“二四”大轰炸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外迁到修文办学，十二岁的杨适也随家人来到修文。“当时修文并无初中，在此办学的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生源堪忧，校方为此建议县政府兴建修文初中，课程由省立高级中学的老师兼任。”杨适得以在文字学课上师事赵先生。八十余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着先生上课时的场景：“赵老师讲授文字学，有时需要从文字结构上阐述本义，便随手板书篆体古文解析‘六书’意义，笔画均匀美观，让人叹为观止。又常引用黄季刚先生的观点。每当此时，必板书‘本师曰’三字，以示尊重，接着才写上黄先生的话。”杨适觉得可贵的是，这些话大多是赵老师亲炙亲季刚先生而得闻，在黄氏著述中未必得见，“我常常一字不漏、视为珍宝地记录了满满几个本子。”

　　课下，杨适常陪先生走路回家。修文老城很小，有城墙、城门，都不甚高大，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约四五米宽，路面为石块与泥土相间铺就，街两旁几乎全是木结构平房，两三家小商店，糕点、文具店各一。此外就只有几条小巷与“大街”连接。“整座修文城又小又静，没有电，没有一张报纸，几乎听不到半点抗日战争的消息。这里就成了一片读书的桃花源。”杨适说。

　　陪老师走在这小且静的修文城里，杨适时常会听到先生聊起他的老师黄季刚、祖师章太炎之间的一些趣事：“章、黄两位讨论古韵到底有多少声部时，莫不举一些先秦典籍为例，五经里如何如何讲，张口即来。一旁的赵先生听得满口生津。”

　　“不怕慢，只怕站”是赵伯愚先生常常教杨适他们的口头禅。他对学生寄予厚望，竭力引导。

　　那时，赵和先生一家都在修文。“学生都很爱来我们家，三三两两甚至十来个一同来。凳子不够坐，他们就靠墙站成圈，安静地听父亲说话。”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一些年纪稍长的学生毕业前就要举行订婚或结婚的仪式，而仪式往往要有两名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证婚人，赵伯愚先生和刘熏宇校长常常是首选，“有时学生的家长无法前来主婚，父亲还权作主婚人。”师生关系之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九年暑假，赵伯愚先生利用假期，集中给赵家子弟讲授古文。“子弟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随后各找一安静角落反复诵读前日所学课文，随后到父亲面前背诵，须一字不差才算过关。每周一次作文，先由父亲带至郊外游览，讲解唐宋八大家作文方法。待习作完成后又一字一句评改。”赵和说，他们都期待下一个暑假。

　　但他没有迎来下一个暑假。一九五五年，赵和从贵阳一中毕业，他喜欢国文，成绩也好，毕业后本想报考中文系。“但父亲思虑片刻，只是说：‘你不适合。’”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事，他于是改学理科，在四川大学物理系求学，毕业后回到贵州大学物理系任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赵伯愚先生一辈子手不离书，赵和只保留下来两本书，一部《说文解字》，一部《康熙字典》，“上面都有先父的眉批。”每次看到父亲的手迹，他都想起父亲在书房的身影：“父亲的书房里没有字画古玩，书籍家具却井然有序。唯一的摆设是书桌上一小盆玲珑素雅的盆景，伏案时，旁边点上一炷香。”

　　（《半世“长袍” 终生“先生”》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