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大学的历史上，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捐躯的烈士，有据可查的就有80余人。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战日寇、斗土匪，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了东大人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的赞歌。

　　如今，他们的事迹已经铭刻在东北大学的校史中。每年九月，大一新生都会参观校史馆。每当走到“东大英烈”展区时，看着展板上一张张同样年轻的面孔，看着烈士们生前的遗物，参观队伍都会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驻足倾听这些年轻面孔背后的故事……

　　苗可秀

　　“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矣。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这是年仅29岁的东北大学学生、辽东抗日义勇军英雄苗可秀在被日军杀害前写给友人信中的一句话。

　　苗可秀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科中文系预科读书，1928年升入中文系本科。九一八事变后，苗可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面对日军欺辱、家园沦丧之痛，他心绪难平，日夜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苗可秀就同张希尧、张金辉、宋黎、高鹏等东大学子在北平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负责该会宣传部、军事部的工作。同年11月，“救国会”又把几十名东北大学学生组成了“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永济回忆道：“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敌忾之气”，应学生之邀，他填写了《满江红》一首，作为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的军歌，这首《满江红》也成为最早的义勇军军歌之一。

　　苗可秀等返回东北参加义勇军

　　1932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后，苗可秀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东北民众自卫军，并被任命为总参谋。在苗可秀的辅助下，邓铁梅带领东北民众自卫军打了许多胜仗。为了培养与训练义勇军骨干，苗可秀又提出成立军官学校，得到邓铁梅的首肯。“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成立后，苗可秀任教育长并主持学校工作。军官学校为义勇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领导骨干。

　　1934年2月，在苗可秀的主持下，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苗可秀任铁血军总司令，并亲自创作了铁血军四首歌词，其中一首名为《团结义勇军军歌》。

　　“少年铁血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面对连战连胜的“少年铁血军”，日寇不得不派重兵围剿。1935年6月，苗可秀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并于7月惨遭杀害，时年29岁。

　　苗可秀牺牲后，同为东大学子的赵同、赵伟、高鹏等人于艰难之时，再度掀起抗日高潮，使铁血军名声大震。1937年7月，为了筹措经费，扩大实力，铁血军转战华北，于昌平县成立国民抗日军。其后，铁血军召开全体会议，在铁狮子坟成立国民抗日军总部，赵同任司令，高鹏为政治部部长，汪之力为秘书长。国民抗日军队伍不断壮大，成立两个月后即发展到1500人，成为北平一带最大的一支游击队。1937年12月，国民抗日军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迁往河北西部，人数扩大到万余人，多次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为平西的抗日斗争屡立战功。

　　当苗可秀、赵同等组织的义勇军驰骋在辽东、平西抗日战场的同时，宋黎、戴昊等东大学子在辽西一带也揭竿而起，举起了抗日的义旗。

　　1932年5月，宋黎、戴昊等人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把辽西地区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义勇军总指挥部”，宋黎任总指挥，戴昊等人任军事负责人。1933年，他们又组织了“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一边深入伪军开展策反工作、组织城市人民开展反日斗争；一边到农村组织部队，与敌人硬碰硬地斗争。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浏河前线

　　与东大师生并肩战斗的，还有此时尚未合并入东大的冯庸大学。1931年11月，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北平成立，同月，抗日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抗战，活跃在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借文献的记录，来想象当时的枪林弹雨，但曾经与苗可秀共赴生死的东大学子高鹏却用更具体的行动，将义勇军们的事迹宣扬开来。

　　高鹏

　　1933年2月, 辽吉黑热后援会会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等组成慰问团，携大量筹集物资，从上海出发赴东北和热河慰问。当时，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聂耳也在慰问团中。经东北大学学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高鹏介绍，聂耳听到由锦州黑山的高鹏振在组建“镇北军”时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受到了启发，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配乐的“进行曲”，最后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这些前赴后继的东大学子，以他们的青春、鲜血和生命浇铸成涌动在《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不朽音符，将爱国的种子埋在东大人的心田里。